杨献益对于《功夫熊猫》这部作品的兴趣确实是非常高的，因为这部作品打破了他以往对于儿童文学的许多认知。包括儿童文学是幼稚的，只能给小孩子看，除了给小孩子们讲讲道理，并没有其它太大的用处。...林风坐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三楼编辑部那张磨得发亮的榆木办公桌前，窗外初春的柳枝刚抽出嫩芽，在三月微凉的风里轻轻晃动。他左手边摊着一沓稿纸，右手指尖还沾着蓝墨水——那是刚改完《大淖记事》最后一段时蹭上的，像一小块倔强的胎记。稿纸边缘已被反复摩挲得起了毛边，页脚微微卷起，仿佛经受过不止一次退稿、重抄、再投的辗转。桌上还压着一封没拆的信，牛皮纸信封上字迹清瘦，落款是高邮县文化馆：汪曾祺。他没急着拆。不是不敬，而是太熟了。汪老写信从不寒暄，开头必是一句“风兄如晤”，接着便是三五句闲话：鸭蛋黄油润了，芦荡里野鸭子又飞回来几对，县中图书馆新进了两册《昭明文选》影印本，可惜缺了卷十五……最后才落回正题：“《大淖记事》读毕三遍，愈读愈觉其味醇厚。你写小英子踩着湿漉漉的青石板去挑荸荠，‘脚趾缝里沁出青苔的凉气’，此句真可入《世说新语》补遗。然‘十一子’之名，或可斟酌？旧时高邮人讳‘十一’，嫌其音近‘失意’，孩童乳名多避之。若换作‘拾一’，谐音‘拾忆’，反添一层温存。”林风指尖在“拾一”二字上停顿片刻，嘴角微扬。他当然知道这个讲究。他就是在高邮长大的，七岁随父亲下放，在沙沟镇住过三年，睡过芦席铺的土炕，喝过端午节泡雄黄酒的井水。只是写稿时顺手用了“十一子”，图个朗朗上口，也暗合他心中那个被时代碾过却仍挺直脊梁的少年——十一，是数字，也是刻度，是命运强行打下的一个印记。可汪老点破了。不是挑剔，是护惜。他抽开右手边第二个抽屉，取出一只青布面笔记本，扉页上钢笔字写着：“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二日，于北京西站候车室，始记。”里面密密麻麻全是速写：菜市场卖茨菰的老妇人手背上的老年斑，胡同口修钢笔的老师傅呵气暖笔尖时睫毛上凝的白霜，还有昨夜在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口遇见的那个穿洗得发白蓝布工装的姑娘——她踮脚去够最上层《外国文艺》合订本，袖口磨出了毛边，手腕细得能看见青色血管，而她低头翻页时，一缕碎发滑下来，遮住了半边耳朵。林风没画她的脸。只画了那只手，和那截露出的、晒成浅褐色的小臂。他合上本子，终于伸手拆开了汪老的信。信纸背面，竟还贴着一张薄薄的剪报——《高邮日报》三月八日第四版角落里一则豆腐块消息：《沙沟镇中学恢复初中部，首批招生四十人；拟聘本地教师五名，含语文、历史、地理各一，美术、体育各半》。铅字印得有些模糊，“美术、体育各半”后面还手写补了一行小字：“实为一人兼授，盖因经费所限。”林风盯着那行小字，看了足足半分钟。他想起十年前，自己就是在这所中学读的初二。教室是祠堂改的，房梁上还挂着褪色的“忠孝节义”木匾。教美术的周老师，五十来岁，总穿件靛蓝褂子，袖口磨得油亮。他不教素描，也不讲透视，只让学生蹲在荷花池边，看蜻蜓怎么停在浮萍上，看露珠怎么顺着荷叶脉络滚下去。有次林风画了一幅《雨后蛙鸣》，周老师没打分，只用红笔在画角题了四个字：“听声见形”。后来，周老师被划进“旧知识分子清理名单”，调去砖窑厂拉砖。再后来，听说他在暴雨夜抢修塌方窑顶时，被滚落的青砖砸断了右手小指。林风没再见过他。他拉开最底层抽屉，里面静静躺着一只铁皮铅笔盒，盒盖内侧用指甲刻着歪斜的三个字：“周老师”。他轻轻抚过那凹痕，指腹传来粗粝的触感。这时，门被敲了两下，很轻，但节奏分明——笃、笃。不是编辑部同事那种带着事务性催促的敲法，也不是年轻作者战战兢兢的试探。这声音里有种沉静的分寸感，像老式座钟的摆锤，不快不慢，敲在人心最稳当的位置上。林风抬眼。门开了。不是主编老陈，也不是常跑腿的实习编辑小李。是沈砚秋。她穿着一件藏青色双排扣短呢外套，衣料挺括，衬得肩线利落。头发在脑后绾成一个松松的髻，几缕不听话的碎发垂在耳际。手里没拿文件夹，也没拎公文包，只捏着一本硬壳书，深红色布面，烫金书名已经有些磨损——《契诃夫小说选》，1953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初印本。林风愣了一下。这不是他上周借给她的那本么？他记得清楚，借书那天傍晚，她刚从北大中文系研究生班下课过来，鬓角还带着粉笔灰，站在他桌旁等他翻完一页校样，才接过书，指尖无意擦过他手背，微凉，像一片刚落下的梧桐叶。“还你。”她把书放在他桌角，动作很轻，书脊与榆木桌面相碰，发出极细微的“嗒”一声。林风没去拿。他看着她。她今天没戴眼镜，眼睛比平时更亮，黑瞳里映着窗外透进来的天光，也映着他自己略显怔忡的脸。“看了？”他问。“看了。”她点头，目光落在他摊开的《大淖记事》稿纸上，视线停在“十一子”那处被蓝墨水圈出的字上，“改了？”“嗯。改成‘拾一’。”他说，“听你的。”她嘴角极轻微地向上牵了一下，不是笑，更像一种确认——确认他听见了，也接住了。“汪老还提了别的？”她问。林风把信递过去。她接过去，没立刻看，而是先翻到信纸背面，目光扫过那张剪报，眼神明显滞了一瞬。她没说话，只是把剪报轻轻揭下来，折好，放进自己外套内袋。林风的心跳忽然漏了一拍。他知道她在想什么。沈砚秋的父亲，沈砚舟，原是高邮县中校长，七十年代初病逝于干校。她母亲独自拉扯她和弟弟，在县城百货公司做售货员，每月工资三十八块五。她考上北大那年，全家凑了三个月粮票和两斤肉票，托人买了张硬座票送她北上。临行前夜，她母亲把攒了五年的布票全换成一块靛蓝棉布，给她缝了件新衬衫——就是她现在身上这件外套的内衬颜色。她从没提过这些。就像她从不解释为什么每次讨论稿子，总能精准指出某个细节的失真：不是因为考据，而是因为她亲眼见过、亲手摸过、亲口尝过那滋味。“我下周回高邮。”她忽然说，声音很平，像陈述天气，“省作协组织乡土文学采风团，四个人，我算一个。”林风没应声。他盯着她外套第二颗纽扣——一颗小小的、磨得发亮的黄铜扣，边缘有一道几乎看不见的划痕。他记得，去年冬天在景山公园，她替他围围巾时，那枚扣子曾蹭过他喉结。“我跟你一起回去。”他说。她抬眼看他，没惊讶，也没推辞，只问：“请假？”“不用请。”他笑了笑，从抽屉深处抽出一张硬纸片推过去——是张火车票，硬座，北京—高邮，三月二十六日，下午四点零七分发车。“昨天买的。”她低头看着那张票，指尖在票面边缘轻轻摩挲了一下。票是蓝色的，上面印着“全国铁路客票”几个红字，底下一行小字：“凭票乘车，严禁涂改”。她忽然说：“你记得沙沟镇东头那棵老槐树吗？”林风点头。当然记得。树冠极大，枝干虬曲，树洞里曾住过一对喜鹊，每年春天都衔着草茎和绒毛进进出出。他十岁那年，跟小伙伴爬树掏鸟蛋，摔下来，左膝盖磕在青石阶上，血流得吓人。是周老师背他去卫生所，一路走一路哼《打猪草》的调子，哼得跑调，却奇异地压住了他的哭声。“树还在。”她说，“去年夏天发大水，水漫到树腰，可树没倒。水退后，它又抽了新枝，叶子比往年还绿。”林风喉结动了动：“你回去，是……”“看看。”她打断他，声音依旧平稳，“也带点东西回去。”她没说带什么。但林风知道。三天前，他陪她去琉璃厂旧书市。她在一个摊主的竹筐里翻出一本残破的《芥子园画谱》，线装，虫蛀了大半，只剩山水册和兰竹册。摊主开价八块。她掏出钱，又犹豫了一下，从自己帆布包里取出一支旧钢笔——黄铜笔杆，笔尖有些钝，但保存完好。她把笔递给摊主：“换行吗？”摊主掂了掂笔，又翻了翻画谱，笑了：“行。笔好，老物件。”那支笔，是她父亲留下的唯一东西。沈砚舟在干校写的检查材料，用的就是这支笔。笔帽内侧，还刻着两个极小的字：“砚舟”。林风当时就站在她身后半步远，看见她递出笔时，手指没有一丝抖。此刻，她看着他，眼神清澈，像沙沟镇那条穿镇而过的清水河，表面平静，底下暗流深阔。“你写《大淖记事》，写的是记忆里的高邮。”她轻声说，“可记忆会漂移，会褪色，会被人篡改。文字要落地，得踩在真实的泥土上。不然，再美的句子，也是纸扎的灯笼——风一吹，就散了火。”林风没说话，只点了点头。他懂。他比谁都懂。去年年底，《人民文学》刊发他第一篇中篇《运河谣》，写漕运码头工人。初稿里有一段码头号子，他照着老船工口述记的，唱词铿锵。可一位退休的老调度员读后写信来，说不对：“‘嘿咗嘿咗’是北运河的调，咱们南段用的是‘唷嗬唷嗬’，声儿往上挑，像甩鞭子。”林风连夜坐火车去沧州，在码头蹲了三天，混在扛包汉子堆里听，又录了两盘磁带。改稿时，他删掉三百字华丽描写，只留下一句：“领号的师傅嗓子劈了，可‘唷嗬’那声调，还是从肺底子里顶出来的，带着血丝，也带着盐粒。”文字不怕笨，怕假。他忽然想起汪老信里另一句没念出来的话：“风兄，你写小英子，写她赤脚踩泥，写她辫梢沾着水珠，写她笑起来露出一点粉红的牙龈——这些都好。可你没写她左手小指上那个烫疤。她娘烙饼时，她偷掀锅盖，被蒸汽烫的。疤不大，米粒那么点，藏在指节褶皱里，不细看根本瞧不见。可正是这点疤，让她不是画里的人，是活生生站在泥水里，会疼、会躲、会偷偷龇牙咧嘴的姑娘。”林风胸口一热。他拉开中间抽屉，取出一方旧砚台——歙砚，紫黑色，砚池边缘有几道细细的冰裂纹。这是他父亲下放前夜，一个老木匠悄悄塞给他的，说：“砚者，研也。研墨，也研心。心不糙，墨才润。”砚底刻着两个小字：“守拙”。他拧开墨锭，缓缓研磨。松烟墨香丝丝缕缕散开，带着微苦的凉意。墨汁渐浓，乌亮如漆。沈砚秋没走。她拉过旁边一把藤椅，安静地坐下，从帆布包里取出一本牛皮纸封面的册子，翻开，开始抄写什么。笔尖沙沙，像春蚕食叶。林风余光瞥见，她抄的，竟是《大淖记事》的片段。不是打印稿，是手抄。字迹清峻，略带隶意，每个字都像用刀刻在纸上的，力透纸背。他忽然问：“你抄这个，是……”“留个底。”她头也不抬，笔不停，“铅字会错，油墨会洇，纸会黄，会脆。可手写的字，只要人还在写，就断不了根。”窗外，一只灰背山雀扑棱棱落在窗台上，歪着脑袋看他俩，黑豆似的眼睛滴溜乱转。它蹦了两下，叼起林风刚才削铅笔掉在窗台缝隙里的一小截橡皮屑，振翅飞走了。林风望着它消失的方向，忽然说：“我小时候，觉得作家是神仙。坐在云彩上，拿星星当墨，写什么，什么就活过来。”沈砚秋停笔，抬眼看他，眼里有笑意：“现在呢？”“现在觉得……”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桌上那沓稿纸，扫过她摊开的抄本，扫过窗台上被山雀叼走过的地方，最后落回她脸上，“作家是种田的。锄头是笔，稿纸是地，汗滴下去，种子才肯发芽。长得歪不打紧，只要根扎得深，风来了，它知道往哪边弯。”她静静听着，然后慢慢合上抄本，把笔插回笔筒。那支旧钢笔，笔尖朝下，稳稳立着。“明天下午，我去印刷厂盯《大淖记事》的付型。”她说，“你来吗？”林风点头：“来。”“那，”她站起身，整理了一下外套下摆，目光落在他沾着蓝墨水的手指上，“别忘了洗手。墨渍洗不净，会留在指纹里。”她转身走向门口，手搭在黄铜门把手上，忽又停住，没回头，只说：“沙沟镇中学的老祠堂，前年翻修过了。梁换了新的，可那块‘忠孝节义’的匾，他们没扔。钉在新梁底下，离地一丈七，正好挡雨。”门轻轻合上。林风坐着没动。他抬起左手，对着窗外斜射进来的光线，仔细端详那抹蓝。墨色已微微晕开，像一小片凝固的、沉默的海。他忽然起身，走到墙边那只老旧的铁皮文件柜前，拉开最底层的柜门。里面没有卷宗，只有一只扁平的桐木匣子，匣盖上用烙铁烫着一朵小小的、歪斜的荷花——是他十五岁那年，用烧红的铁丝自己烫的。他掀开匣盖。里面静静躺着几张泛黄的纸。不是稿纸，是作业本内页撕下来的。纸角卷曲，字迹稚拙，却是用炭条一笔一划写的，力透纸背：“周老师教我们画荷花。他说，花要画活，先得知道它怎么呼吸。我画不好，就蹲在池边看。看见一只蜻蜓停在花瓣上，翅膀抖，抖，抖……然后飞走了。我把它画下来了。周老师说我画的蜻蜓，翅膀上有风。”落款：林风，七九年四月。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是后来加的，墨色更深，笔迹也更稳：“周老师，我没丢您的画。”林风合上匣盖，手指在那朵烫花上停留良久。窗外，柳枝轻轻摇晃，新叶在阳光下泛着近乎透明的绿光。风从窗缝钻进来，拂过桌角那本《契诃夫小说选》，书页无声翻动，停在某一页——那一页的空白处，用铅笔写着一行小字，字迹清秀，却异常用力：“所有伟大的写作，都是向故土的一次郑重叩首。”他走回桌前，拧开墨瓶，重新蘸墨。笔尖悬在稿纸上方，微微颤抖。他没写新段落。只是在“拾一”二字旁边，用极细的笔锋，补了一个小小的、几乎难以察觉的符号——一个极简的、闭合的圆圈，像一枚未落的露珠，又像一枚尚未启封的印章。然后，他搁下笔，用拇指指腹，轻轻按在那个圆圈上。墨未干，印痕微凉。楼下传来自行车铃声，清脆，由远及近，又渐渐隐去。远处，不知谁家收音机正放着一段咿咿呀呀的淮剧，唱腔婉转，尾音悠长，隐约是《打猪草》里那一句：“小英子呀，莫慌张，露水打湿你新鞋帮……”林风闭上眼。他听见了。听见了三十年前沙沟镇清晨的露水声，听见了老槐树根须在潮湿泥土里伸展的微响，听见了自己十七岁时，在祠堂昏暗的光线下，炭条划过粗糙纸面的沙沙声。那声音从未消失。它只是沉潜下去，沉进血脉，沉进骨髓，沉进每一次提笔时，指尖那微不可察的、庄严的颤抖里。他睁开眼，拿起那张北京—高邮的火车票，把它轻轻压在砚台底下。墨香未散。春光正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