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徐峰跟特厂长又去交易市场的摊子那多待了一会，电影毕竟是下午才开始放映嘛，这会能多宣传一下还是要多宣传一下。实际上中影那边深耕外国多年，虽然成绩不亮眼，但至少还是有那么一点片商方面的...王安艺的手指无意识地捻着纸页边缘，指腹被油墨微微染黑，却浑然不觉。她盯着《嫌疑人X的献身》最后一页上孟岩那句“真正的凶手，从来不在案发现场——而在所有人目光停驻的盲区里”，喉头一哽，竟像被什么无形的东西扼住了呼吸。窗外蝉声嘶鸣，八月正午的热浪裹着柏油路蒸腾的气息撞进编辑室，风扇嗡嗡地转着，吹不动她额角沁出的细汗。她不是没读过推理小说。早年在大学图书馆翻过福尔摩斯全集的译本，也啃过阿加莎·克里斯蒂几部中译本，可那些故事里的逻辑像一条笔直铁轨，读者只需顺着轨道往前推，终能抵达终点站；而徐峰这篇，却像把整条铁轨拆成碎片，再以不可思议的角度拼回原形——你明明看见每一块铁锈斑驳、棱角分明，可当它重新咬合，发出“咔嗒”一声轻响时，你才惊觉自己此前踩过的每一步，都是对方早已埋好的伏线。她下意识摸向抽屉，指尖触到半包烟盒——那是她三年前戒烟后留下的纪念品，一直没舍得扔。此刻她竟想撕开锡纸，点一支压压心火。可她终究没动。因为就在刚才，她翻到了文末附录里一段极短的创作手记，只有两百来字，署名是徐峰：“写推理，不是为难读者，而是尊重读者。所有线索，皆已呈现。所有答案，皆可推演。若读者未能抵达真相，并非作者藏了暗门，而是我们共同忽略了最寻常的光。”王安艺怔住了。这句话像一把钝刀，缓慢地割开了她心里那层自以为坚不可摧的茧。她忽然想起上周三下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二楼小会议室里，徐峰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衬衫，袖口挽到小臂，手里捏着一支廉价钢笔，在稿纸上画人物关系图。当时她坐在斜对面，一边喝着搪瓷缸里的浓茶，一边腹诽：这人怎么总爱把稿纸弄得密密麻麻？一个中篇而已，至于列那么多时间轴、证言对照表吗？可现在她明白了——他列的不是表格，是地图；他写的不是小说，是邀请函。邀请每一个愿意俯身细察生活褶皱的人，一起走进那个由日常堆砌而成的迷宫。而迷宫的钥匙，就藏在张韬每日清晨六点准时出现在便利店买咖啡的监控录像里，在龚霜每周三下午三点十五分必去邮局寄信的习惯里，在孟岩办案笔记本第十七页右下角被咖啡渍晕染开的一小片墨迹中……原来所谓“冷门题材”，从来不是门槛，而是滤网。筛掉那些只愿仰望星辰、不愿俯拾微尘的人；留下那些肯为一句对白反复咀嚼、为一个眼神揣摩三分的人。王安艺慢慢合上杂志，封面上《收获》两个烫金大字在日光下泛着沉静光泽。她忽然意识到，自己方才那番“胡编乱造”“故弄玄虚”的断语，恰恰暴露了她作为编辑最致命的缺陷——不是不懂文学，而是太懂文学；不是缺乏鉴赏力，而是被惯性思维牢牢捆缚，连弯腰捡起一枚铜钱的力气都吝于施舍。办公室里议论声还在继续。“听说责编老周昨天连夜打了三个电话给徐峰，问能不能加印三千册？”“加印？我看再版都快提上日程了！我今早路过西单新华书店，门口排的队绕了半条街，全是冲着这期《收获》来的！”“啧，还有人举着小板凳坐那儿等开门，说是怕买不到……你说说，现在哪部作品能让老百姓这么疯魔？”王安艺听见自己心跳声忽然重了起来。不是羞耻，不是懊恼，而是一种久违的、近乎战栗的清醒。她想起十年前刚进社里实习时，带她的老主编曾拍着桌子说：“编辑不是校对员，不是宣传员，更不是评委。编辑是摆渡人——你要做的，不是替读者判断船好不好，而是确保那艘船，真能载着他们渡过去。”那时她点头如捣蒜，以为自己早已参透。直到今天，她才第一次真正看清那条河的宽度与湍急。她悄悄打开抽屉最底层，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那是徐峰去年交来的《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初稿修改意见汇总，她亲手写的评语，密密麻麻三十七页，其中二十一处标红批注写着“建议删减”“节奏拖沓”“人物扁平”，语气之笃定，仿佛自己握着文学真理的刻度尺。此刻她盯着那些鲜红字迹，忽然笑了一下。很轻，却像碎冰坠地。她抽出一张空白稿纸，提起笔，没有写标题，没有署名，只是静静写下第一行字：“我错了。”笔尖顿了顿，墨水在纸面洇开一小团深色云朵。接着是第二行：“不是错在判断失误，而是错在——我忘了作家从来不是站在岸上喊号子的人，他是第一个跳进水里、呛着泥沙也要游到对岸的泅渡者。”第三行她写得更慢：“而我这个摆渡人，却一直在岸边数浪花。”写到这里，她搁下笔，从包里取出徐峰新寄来的样书——不是《嫌疑人X的献身》，而是尚未正式出版的《活着》试读本。封面素净，只有一株麦穗剪影，底下印着“徐峰 著”。她翻开扉页，发现一行铅笔小字，像是刚写不久：“安艺老师：您上次说‘苦难不该被消费’，我很认同。所以这次，我把苦难还给了土地，也还给了时间。它不呐喊，但它记得。”王安艺的指尖抚过那行字，纸面微糙，却像有温度。她忽然想起昨天傍晚，在胡同口遇见徐峰母亲。老太太挎着菜篮，见了她便笑呵呵地递来一把青翠欲滴的小葱：“峰子说您爱吃炝锅面，我特意挑嫩的摘的。”篮子里还躺着两枚鸡蛋，蛋壳上沾着未干的鸡毛，温热。那时她随口应着，心里还盘算着待会要怎么委婉提醒徐峰：写东西可以接地气，但别太“土气”。可现在她懂了——那不是土气，那是根。是扎进华北平原黄土深处、吸饱了雨水与沉默的根。她抬眼，正撞上对面老编辑投来的目光。对方没说话，只是把桌上那本摊开的《收获》往她这边推了推，食指点了点其中一页——正是张韬在审讯室里说的最后一句话：“我不是凶手。我只是……替她多活了几天。”王安艺喉咙发紧。她忽然想起自己女儿上个月作文里写：“我爸爸是个修表匠。他总说，世界上最准的钟表，不是瑞士的，而是人心跳的节奏。可他修了一辈子表，却没修好自己的心跳。”那天她读完，只在本子上批了个“观察细致”，便翻去下一页。而此刻，她终于明白，徐峰笔下所有看似“不合常理”的设计——张韬为何甘愿顶罪，龚霜为何选择沉默，孟岩为何迟迟无法破案——它们从来不是为了炫技，而是为了复刻一种真实存在的心跳频率：缓慢、沉重、带着血丝，却始终不肯停歇。这才是文学该有的搏动。不是高亢的号角，而是深夜灯下一声叹息；不是宏大的宣言，而是晾衣绳上晃动的一件旧衬衫；不是振聋发聩的审判，而是母亲把最后一块肉夹进你碗里时，筷子尖微微的颤抖。王安艺轻轻把《嫌疑人X的献身》放回抽屉，又拿出《活着》试读本，翻到第七章。那里写着福贵蹲在田埂上，看着一头老牛慢慢嚼着青草，阳光落在他沟壑纵横的脸上，像镀了一层薄金。她没再看下去。只是合上书，起身走到窗边，推开玻璃。一股裹挟着槐花香的热风涌进来，吹散了室内沉滞的空气。楼下传来孩童追逐嬉闹的笑声，清亮得如同山涧溪水。她忽然很想打个电话。不是打给社领导汇报工作进展，也不是打给徐峰讨论下一部稿子的出版事宜。她想打给女儿，问问她今天有没有吃上炝锅面；想打给老家的母亲，告诉她今年的新麦收成很好；还想打给那个在印刷厂干了三十年的老排版师傅，谢谢他当年坚持用铅字而非胶印，让《平凡的世界》初版每一页都带着金属的凉意与重量。她想告诉所有人：文学从未远离人间烟火。它只是安静地伏在灶台边，等一双愿意掀开锅盖的手。王安艺回到座位，打开电脑，新建文档，敲下标题：《论当代文学中的“可见性”——从<嫌疑人X的献身>看叙事视角的伦理自觉》光标在标题后无声闪烁。她没急着写正文，而是先删掉了文档左上角自动显示的“草稿”二字。取而代之，她郑重其事地输入四个字：“正式投稿”。窗外，一只麻雀飞过梧桐枝头，抖落几星细碎阳光。王安艺端起搪瓷缸，喝了一口早已凉透的茶。苦味在舌尖弥漫开来，却奇异地生出一丝回甘。她知道，从今天起，自己再也不能用“我们编辑”这样的复数主语去谈论文学了。因为真正的编辑，永远是单数。是那个在众人喧哗时听见寂静的人，是那个在万众欢呼时察觉颤抖的人，是那个当所有人都奔向终点时，独自蹲下来，数清楚路上每一块碎石形状的人。而此刻，她终于开始数了。第一块石头上，刻着“张韬”。第二块上，刻着“龚霜”。第三块上，刻着“孟岩”。第四块，刻着“徐峰”。第五块，她停顿良久，终于落下笔：“王安艺”。不是署名，而是刻痕。深深凿进二十年编辑生涯的岩层里，带着血丝，带着体温，带着终于学会谦卑的、沉甸甸的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