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车驶出山口，阳光骤然倾泻在脸上。周博才抬手遮了遮眼，却发现掌心早已被汗水浸透。他低头看了看铁皮盒，又望了一眼前方渐渐清晰的城市轮廓，喉咙里像堵着一团温热的棉花，说不出话来。
这是他第一次以“考生”的身份走进县城以外的世界。过去几年，他进出城市都是背着工具包、提着图纸袋，为的是修一台水泵、换一根轴承、申请一笔补助。而这一次，他是去考自己??考那个曾经在煤油灯下抄写物理公式的少年，是否真的能走出大山，把理想种进更广阔的土壤。
市图书馆旧址的复习点被称作“追光堂”，名字是几个备考学生一起起的。白天是自习室，晚上则腾出来做集体辅导。墙上除了高校名录和分数线，还贴着一张全国铁路图，每个考生用红笔标出自己的家乡，再画一条通往北京、上海或武汉的线。周博才的那条线最长，从龙头沟出发，穿过三省七县，最终落在清华园门口。
起初几天，他很难适应这种纯粹的学习节奏。没有机器轰鸣，没有村民敲门求助，也没有夜晚突发故障需要抢修。一切都安静得让人不安。他常常在半夜惊醒，以为听到了水电站报警铃声，起身摸向床头的手电筒，才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张陌生的木板床上。
但他很快调整过来。他知道，这段日子不是为了逃离劳动，而是为了更好地回归。每一道题，他都试着还原成现实场景：学微积分时，他会想“如果水流速度随时间变化，怎么计算一天发电量”；学材料力学时，脑海里浮现的是传动轴断裂那天的应力分布图；就连政治复习中提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他也默默写下批注：“当农民也能设计发电机，旧观念就得变。”
他的学习方式逐渐影响了周围人。有人开始模仿他在草稿纸上画机械简图辅助理解，有人学他把公式编成口诀背诵。最热闹的是每周一次的“生活物理课”。那天晚上，教室挤满了人，连窗台上都坐着听课的技校老师。
这天讲的是《能量守恒与转化效率》。
“大家都知道烧柴做饭。”周博才站在黑板前，用粉笔画了个灶台，“一捆干柴，大概含15兆焦耳热量。但真正传到锅底的，可能只有3兆焦。其余都散失了??烟带走一部分，灶壁吸收一部分，风吹走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冬天做饭，屋里还是冷。”
底下有人点头：“我家就这样，灶火旺得很，人还是冻手。”
“那如果我们用电磁炉呢？”他继续问，“电能直接转化为热能，效率能达到90%以上。但问题来了??电从哪来？如果是煤电厂发的，中间又有40%的能量损耗。所以关键不在用什么加热，而在源头能不能高效利用资源。”
他转身写下一行字：
**“技术的进步，不是追求单一环节的极致，而是打通整个链条。”**
然后他讲起了龙头沟水电站的改造过程：如何通过优化水渠坡度提升流速，如何改进导叶角度减少湍流损失，如何加装稳压装置提高输出质量。“我们没花多少钱，只是把每一环浪费的能量捡起来一点，积少成多，最后多出了800度电/月??够五户人家全年照明。”
教室里鸦雀无声。
末了，一个戴眼镜的女孩举手：“周老师，你说的这些……课本上都没有。”
“可它们真实存在。”他答，“而且比标准答案更重要。”
自那以后，“追光堂”多了个不成文的规定：每次模考之后，第一名要分享一个“来自土地的知识”。有人讲自家腌菜缸为什么会鼓包（微生物产气），有人分析拖拉机爬坡无力的原因（传动比不匹配），还有人用母亲织布的经验解释材料延展性。理论终于不再悬浮于空中，而是扎进了泥土。
然而，并非所有声音都是赞许。
六月初，省教育局派工作组来调研高考备考情况。座谈会上，一位干部翻着周博才的模拟试卷，皱眉道：“你的答题思路很特别，但阅卷老师未必接受。比如这道力学题，你用了实测数据修正理想模型，虽然结果更准，可步骤不符合规范流程，很可能扣分。”
“可现实中根本没有‘理想模型’。”周博才平静回应，“山坡不会平整如桌面，绳子总有弹性，滑轮也存在摩擦。如果我们只教学生算‘完美世界’里的答案，他们出了考场怎么办？”
会议室一时沉默。
另一位女干部试探地问：“那你认为，教育该不该贴近实际？”
“不该吗？”他反问，“一个学农业的学生，连麦苗和杂草都分不清；一个学工程的，没见过工地现场；一个学医的，没给病人扎过针??这样的教育，真能培养人才？”
会后，工作组留下一份建议报告：《关于在理科教学中增加实践案例的可行性研究》。三个月后，省厅发文，在全省高三开展“百村百例”教学改革试点，要求每所中学至少引入十个来自基层的真实技术案例用于课堂教学。而第一个入选的案例，正是“龙头沟微型水电站发电效率优化”。
与此同时，关于他的争论也在持续发酵。
有人在报纸撰文批评：“个别青年过分夸大个人经验，试图以‘土办法’挑战科学体系，这是危险的民粹倾向。”也有人撰文支持：“真正的科学精神，本就源于对现实问题的观察与求解。周博才所做的，正是回到知识的原点。”
这场讨论甚至波及招生政策。有传言说，某些重点高校担心他“思想偏激”，可能不予录取。消息传到龙头沟，全村哗然。陈志勇连夜组织技校学员写联名信，郭蕾带着妇女班集体录音，请县广播站转播：“我们要周老师回来，不只是因为他聪明，更是因为他记得我们渴了多少年。”
七月十五日，成绩揭晓当天，县邮电局特意开放了一部长途电话专线。王芸带着十几个年轻人守在电话旁，每隔十分钟就问一遍：“有消息吗？”
下午四点十七分，电话铃响。
接线员大声宣布：“清华大学招生办来电??周博才，总分682，全省第二，已被机械工程系正式录取！”
欢呼声瞬间炸开。有人冲出去放鞭炮，有人骑车奔向工坊报信，还有人当场跪下磕头，说是祖宗显灵。当晚，龙头沟再次点亮全部电灯，不仅如此，村民们还自发用彩纸糊了三十多个灯笼，挂在村道两侧，写上“清华”“工程师”“咱们的骄傲”。
而此时的周博才，正坐在图书馆楼顶，看着远方群山出神。一封电报送到了他手上，只有短短八个字：
**“金榜题名，勿忘初心。”**
署名是：**全体技校学员**。
他把电报折好，放进铁皮盒底层，上面压着他第一天收到的那叠复习卡片。他知道，这不是终点，而是一次更深的出发。
接下来的两个月，他没有闲着。一方面准备入学用品，另一方面开始系统整理龙头沟三年来的技术资料。他手写了近十万字的《农村小型电力系统建设指南》，涵盖选址勘测、设备选型、施工流程、安全规范等八大章节，并附有大量实景照片和数据表格。他还绘制了“三级供电计划”的标准化模板，便于其他村庄复制推广。
这份材料后来被省科委印成内部刊物，编号“农电-1978-001”，下发至全省各县乡使用。
临行前一周，他回到龙头 沟做最后一次巡检。
水电站运行稳定，新安装的继电器自动调节负载，夜间电压波动已控制在±5%以内。技校教室里，赵念才正带着学生演练“双回路切换操作”，动作熟练得像老电工。医疗点的冰箱持续运转，里面储存着最新一批疫苗。水泵站实现了定时供水，张老栓家的小孙子每天放学后负责开关闸门，俨然成了“少年管理员”。
最让他惊喜的是郭蕾的变化。
她不仅独立完成了“妇女电工培训班”的课程设计，还带领学员建起了村级广播站。每天傍晚六点半，准时播放天气预报、农事提醒和科普短剧。最近一期节目叫《电流旅行记》，用拟人化的方式讲解电是怎么从水轮机跑到灯泡里的，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
“你现在可以当讲师了。”他笑着说。
“那你得先给我发聘书。”她眨眨眼，“等你回来，我要去清华听课。”
他认真点头：“一定。”
九月一日清晨，朝阳尚未升起，全村人齐聚村口。
葛帆代表生产队送上临别赠言：“你走的时候是个知青，回来的时候是专家。但我们不把你当外人看。龙头沟的大门，永远为你开着。”
王芸递上一个布包，里面是晒干的野菊花和一把小锄头??那是他刚来时用的第一件工具。
陈志勇拍着他肩膀说：“别怕城里规矩多，记住一句话：只要是为老百姓做事，路就不会错。”
最后，郭蕾走上前，什么也没说，只是轻轻抱了他一下。那一瞬，他闻到了熟悉的皂角香，看到了她眼中闪动的光。
马车启动时，没人挥手告别。大家都静静站着，仿佛在目送一颗种子飞向远方的天空。
他知道，这一去，将是四年、十年，甚至更久。前方有浩瀚的知识海洋，有激烈的学术争鸣，有复杂的体制博弈，也有无数诱惑与迷失的可能。但他更清楚，自己带上的不只是梦想，而是一整支队伍的期望，一整代人的等待。
当他坐进清华园第一堂课的教室时，教授正在讲授《现代机械设计导论》。投影仪打出一幅汽轮机剖面图，线条精密，色彩冷峻。
“这是我们国家最先进的发电设备。”教授说，“代表着工业文明的巅峰。”
周博才翻开笔记本，在首页写下一句话：
**“我也有一台发电机，它不大，但它点亮了一个村子。”**
然后他抬起头，举手提问：
“老师，如果我们要为山区设计一种低成本、高可靠的小型发电机组，您觉得应该从哪些方面突破？”
全班寂静。
教授愣了一下，随即露出笑容：“这个问题……很好。让我们一起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