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上着班。周旭开始帮忙写纲要，说实话几个老人家虽然创作的年限比周旭多，但是真论创作的字数的话，恐怕未必。周旭写剧本、写小说，加起来直逼千万字了。但凡干过文字行业的都知道，字数...王军推开家门时，楼道里那盏昏黄的声控灯恰好熄灭，他站在玄关处，把公文包搁在鞋柜上，没立刻开灯。窗外是武汉初夏的夜，闷热裹着江风钻进来，吹得窗帘微微浮动。他抬手松了松领口，喉结上下滑动了一下，像是咽下了什么沉甸甸的东西。陶慧敏听见动静，从厨房探出头来，围裙上还沾着几点面粉：“回来了？锅里煨着莲藕排骨汤，快洗手吃饭。”他应了一声，没动，只站在原地，盯着自己映在玻璃门上的影子——头发略乱，眼底泛青，衬衫第三颗纽扣不知何时崩开了线，边缘微微翘起。这副模样，和三天前在总政大院门口被段功莎笑着拍肩、说“小王同志，组织信你”时的意气风发，判若两人。他慢慢解下领带，卷成一团塞进裤兜，才转身往里走。饭桌上，陶慧敏一边给他盛汤，一边用汤匙轻轻搅着浮沫：“今天开会又不顺？”王军低头喝了一口，热汤滑进胃里，却没暖起来。他放下碗，筷尖顿在半空：“慧敏，你说……一个三十岁的人，算不算‘年富力强’？”她抬眼看他，睫毛在灯光下投出细长的影：“三十岁？你上个月刚过完三十一岁生日。怎么，上面又给你压担子了？”他没答，只把汤碗推远了些，指腹无意识摩挲着碗沿一道细小的裂痕。那裂痕是去年搬家时磕的，一直没换新碗——就像他心里那点执拗：不是怕担不起，是怕担得不对。“四一厂那边……不认王军这个总编剧。”他终于开口，声音低而平，“徐怀中当众说了，‘千年的狐狸，万年的妖’，意思很明白——他们要的是自己人。”陶慧敏舀汤的手停住了。她知道丈夫这半年熬了多少个通宵改《辽沈战役》提纲，知道他为查证锦州战役时东北野战军炮兵阵地的具体布防，翻烂了三本军事档案汇编，甚至专程去沈阳军区干休所陪老首长下了一星期象棋，就为听一句“当年炮火打得急，阵地挪了三次，最后一次在帽儿山北坡”。那些字句不是写出来的，是抠出来的，是跪在历史褶皱里一点一点扒拉出来的。可这些，在会议室里，抵不过一句“不符合规矩”。“那……你答应了？”她轻声问。王军摇头：“我没答应，也没拒绝。刘白羽临走前说，‘王军同志，你要是不接，就是让组织难堪；你要是接了，就是让四一厂寒心。’——两头都是刀，我只能先站着。”陶慧敏沉默片刻，忽然起身，从五斗橱最底下抽出个牛皮纸袋。她没拆封，只把它推到他面前：“前天我去省图书馆替你查资料，顺便帮老吴主任整理旧档案，翻出来这个。”王军怔住。纸袋封口用蜡封着，背面用蓝墨水写着一行小字：“，辽沈战役前线采访笔记（内部参考）——吴志远”。吴志远是他大学时的文学系主任，七十年代初就被调去总政文艺处，八二年病退后回了武汉养老。老人腿脚不好，但笔头极勤，每年都要给《解放军文艺》寄几篇战场回忆录，署名从来只写“老兵”。王军指尖微颤，撕开蜡封。里面是一叠泛黄稿纸，钢笔字迹密密麻麻，有些地方被水渍晕染过，却仍清晰可辨。第一页标题赫然写着：“李云龙式人物原型考——兼论基层指挥员战场即兴决策的价值”。他猛地抬头：“慧敏，这……”“吴老师托我转交的。”她声音很轻，“他说，当年采访完那个团长，回来就写了这篇，但觉得太尖锐，没敢发。前两天听说你要写《亮剑》，半夜爬起来翻箱倒柜，硬是从樟木箱底刨出这沓子，让我一定亲手交给你。”王军的手抖得厉害，翻开第二页，一段话撞进眼里：“……有人总说‘战术服从战略’，可我要说，真正的战略，恰恰诞生于连排级指挥员泥泞里的那一瞬决断！锦州城西门炸开后，守军溃逃，我团三营长带着两个班追出去十七里，途中收拢溃兵一百二十人，临时整编成四个战斗小组，反向穿插至敌师指挥部侧后——这一仗没上级命令，没有地图，只有他腰里别着的半块高粱饼和怀里揣着的罗盘。战后总结，没人记得他名字，档案里只记着‘某部无名干部’。可没有这十七里，就没有黑山阻击战的提前十二小时完成合围……”纸页窸窣作响，王军喉结剧烈滚动，眼前忽然浮现出昨天会议结束时，段功莎倚在窗边抽烟的样子——烟雾缭绕中，那人叼着烟卷，笑得有点痞，又有点狠：“小王啊，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怕的不是当总编剧，是怕自己写的字，将来印出来没人信，对吧？”他手指死死按在那页纸上，指节发白。第二天清晨六点，王军已坐在长江大桥桥墩阴影里。他面前摊着三样东西：一本翻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一摞四一厂历年剧本手稿复印件（刘白羽私下塞给他的），还有那叠吴志远的采访笔记。江风浩荡，卷起纸页哗啦作响。他掏出钢笔，在笔记空白处写道：“总编剧不是盖章的，是点灯的——要点亮那些被档案埋掉的名字，要点亮那些没被记入战报的十七里路。”九点整，他走进八一厂文学部办公室。萧穆正伏案改《平津战役》第四稿，抬头见是他，眉头一跳：“哟，王处长今儿没去总政报到？”王军没接话，只把三样东西轻轻放在萧穆桌上，然后从公文包取出一份薄薄的文件——封面上印着“八一电影制片厂·关于《八大战役》系列电影创作协调机制（试行草案）”，右下角赫然盖着总政治部文化部鲜红印章。萧穆愣住，翻开第一页，瞳孔骤然收缩。草案第一条：“成立联合创作指导组，由总政文化部、八一厂文学部、各战役发生地军分区史料办三方代表组成，实行‘双组长制’：总政派驻副处长王军同志任创作统筹组长，八一厂文学部主任萧穆同志任艺术执行组长，重大修改须双方签字方为生效。”第二条：“各战役剧本主笔人选维持不变（王军/辽沈、史超/平津、李平分/淮海），但增设‘战地实证顾问’岗位，由参战老战士、战役亲历者、地方党史研究员共同担任，每稿修改必经顾问联席会评议。”第三条：“总编剧职责重新界定：不再承担全部统稿任务，转为负责全局结构把控、核心人物精神谱系构建、历史逻辑校准三大职能；日常文案工作由三位主笔分担，每月召开两次交叉审读会。”萧穆翻到最后一页，落款处除王军签名外，另有一行清隽小楷：“本人自愿放弃总编剧薪酬津贴，全部转入战地顾问交通补贴及史料抢救专项基金——王军。”他久久没说话，只拿起桌上半杯冷茶，仰头灌尽。中午，徐怀中接到电话，听筒里传来萧穆的声音，平静得像长江涨潮前的水面：“老徐，王军那份草案，我和史超、李平分都看了。我们三个合计了一下——总编剧位置，我们认他。但有两个条件。”“第一，王军同志必须亲自带队，跑一趟黑山、锦州、塔山，不是坐着车转，是徒步，是住老乡家，是跟当年打过仗的老民兵一起掰苞米、蹲墙根聊一夜。”“第二，所有剧本初稿完成后，必须送交沈阳、天津、徐州三地军分区政治部，由至少十名参战老兵集体盲评，评分低于八十五分的，打回重写。”徐怀中握着听筒，笑了。笑声不大，却震得办公桌上的搪瓷缸嗡嗡作响。当天下午，王军出现在总政大院门口。段功莎叼着烟等在梧桐树下，见他走近，抬手弹了弹烟灰：“听说你把草案发给萧穆了？”王军点头。“不怕他给你使绊子？”“他昨天问我，吴志远老师那篇笔记里写的‘十七里路’，到底有没有可能拍成电影？”王军望着远处飘扬的八一军旗，声音很稳，“我说，有。只要咱们敢让镜头跟着那两个班，蹚过三道没膝深的玉米地，最后停在黑山脚下那棵歪脖子老榆树旁边——那儿现在还有弹孔。”段功莎忽然伸手，用力拍了他后背一下，力道大得让他踉跄半步：“好小子！这才是我认识的王军！”他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火车票，“明早六点，K21次，沈阳。车票我抢的，卧铺下铺——你睡，我坐边上啃冷馒头。”王军低头看票面，终点站栏印着“沈阳北”，出发时间旁手写着一行小字：“附：带吴老师笔记原件。另，黑山那位三营长，我托人查到了，叫赵铁柱，现住黑山县八道壕镇，腿瘸，爱喝高粱酒。”晚风拂过，卷起两张纸片——一张是火车票，一张是草案复印件。它们在空中短暂相触，又各自飘向不同方向。王军弯腰拾起草案，纸角已被汗水浸得微软。他忽然想起昨夜陶慧敏说的话：“你怕的不是当总编剧，是怕自己写的字，将来印出来没人信。”他攥紧纸张，走向办公楼。走廊尽头，夕阳正熔金般泼洒进来，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一直延伸到楼梯拐角，与另一道身影悄然重叠——那是刚从档案室出来的刘白羽，手里抱着一摞泛黄的胶片盒，盒面标签依稀可辨：“1948·辽沈战役·战地纪录片素材（未剪辑）”。两人在光影交界处停步。刘白羽没说话，只把最上面那只胶片盒递过来。盒盖掀开一角，露出一截胶片齿孔，银灰底色上，凝固着1948年10月15日锦州城西门崩塌瞬间升腾的烟尘。王军伸手接过。胶片盒冰凉，却在他掌心渐渐发烫。当晚，武汉长江大桥铁路桥下，一列绿皮车缓缓启动。车厢连接处，王军倚着铁栏杆，看窗外灯火如星河倒泻。他摸出随身笔记本，翻到空白页，写下第一行字：“辽沈战役不是一场战役，是一个民族在泥泞里站起来的过程——而我们要做的，不是复述胜利，是听见那十七里路上，每一个膝盖砸进泥土的声响。”列车加速，风声骤烈。他合上本子，抬头望向远方。那里，沈阳方向的地平线正被初升的月亮染成淡青色，像一柄尚未出鞘的剑。而在他身后，武汉的万家灯火正次第亮起，其中一扇窗内，陶慧敏将吴志远笔记最后一页小心夹进《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七卷扉页。书页间，两行字静静并列：左边是吴志远1975年写下的：“真正的战略，诞生于泥泞里的那一瞬决断。”右边是王军今晨补上的：“而我们的责任，是让那一瞬，被看见，被记住，被相信。”墨迹未干，窗外江流奔涌，亘古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