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着揣着黑衣老道给的小册子，颜旭独自一人回到镇魂街，至于为何汪子瑾拜师后能跟着走，而他还得回来，原因很简单，新认的老师需要他做一件事，一件需要留在镇魂街才能做的事。具体要做什么，黑衣老道没说，...颜旭站在府衙后院的藏书楼顶，望着远处渐次亮起的万家灯火，手中一卷《均田论》翻到末页，纸页边缘已被摩挲得发毛。风从镜湖方向吹来，带着初春将至未至的寒意，也裹挟着城中隐约传来的孩童诵读声——那是新设的义学里，第一批被选中的十岁童子，在背诵《千字文》开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他没有笑，只是把书合上，指腹轻轻擦过封皮上用朱砂题写的四个小字：太平新制。这四个字，是他亲手所书，也是整个镜湖府悄然掀起的无声惊雷。三天前，府衙六房文书、三班衙役、两库吏员，连同新整编的八万官兵中挑出的两千名识字者，被集中于校场。他们没被发刀枪，而是每人领了一本薄册，封皮印着同样四字，内页是简明条例：户籍如何登记、田亩如何丈量、赋税如何折算、灾荒如何赈济、讼案如何初审……皆以白话写就，配图解、附案例、有错处标红提醒。更关键的是，每册末页都印着一行小字：“凡执此册者，即为太平吏；凡违此册者，无论官职高低，皆依律黜革，永不叙用。”没人敢质疑。因为就在昨日，原户房主事周德昌当众被剥去官服，枷号三日，只因他暗中授意下属在清查田籍时，将自家三顷隐田记作族中寡妇名下。而执行此事的，正是他带了十年的徒弟、如今穿了新制青布短褐的年轻书吏。那徒弟捧着册子念完条文，声音发颤却字字清晰，念毕垂首退至队列末尾，再未抬头看师父一眼。周德昌枷号第二日，府城西市口便支起三座高台。一座悬榜，公示全府已核定田产、人口、应缴赋额；一座设案，供百姓持地契、鱼鳞图、户帖当场核对；第三座空着，只摆一张黑檀木案，案上镇纸压着一摞空白告身——那是新设“太平吏员”之职的任命凭据。告示贴出当日，清晨卯时未到，西市口已排起长龙。不是逃难的流民，而是腰挎算盘、手拎墨盒、头戴方巾的秀才；是袖口磨出毛边、却将账本抱在怀里的老账房；是背着竹篓、篓中装着半块干馍与两支新削鹅毛笔的私塾先生；甚至还有几个刚卸任的典史、巡检，穿着洗得泛白的旧公服，默默站在队伍末尾，不争不抢，只等一个开口的机会。他们不是来投贼的。他们是来认命的。认那个比朝廷更讲规矩、比衙门更重条文、比师爷更懂账目、比县太爷更知民瘼的新命。颜旭没去西市口。他去了城东贫民窟“烂泥巷”。那里住着三百余户靠掏沟渠、拾粪肥、糊纸盒过活的赤贫之家。巷子深处，他蹲在一户人家低矮的土屋檐下，看一个十二岁的女孩用炭条在墙上画格子，教三个更小的孩子数数。墙上歪斜写着：“一、二、三……十”，旁边还画了十个米粒大小的圆圈。女孩见他进来，并不怯，只停笔问：“先生，‘太平’两个字怎么写？”颜旭没答，接过她手中烧黑的炭条，在泥墙上缓缓写下。笔画粗拙，却力透土坯。“太”字最后一捺拖得极长，“平”字末笔横折钩收得极稳。写罢，他指着“平”字道：“这个字，要横得平，竖得直，勾得正。人活着，也要这样。”女孩似懂非懂，却郑重点头，拿抹布蘸水，小心翼翼把那两个字描了一遍又一遍，直到墙皮被擦得发亮。当天夜里，烂泥巷七户人家凑出半袋糙米、三把晒干的野菜、两只瘸腿母鸡，托人送到府衙门房。门房不敢收，连夜报至颜旭案前。颜旭只说了一句：“记入义仓账目，明日发还，另加三斤盐、半斤灯油。”又补一句，“告诉他们，孩子读书，不收钱；大人识字，每月给三十文工钱。”消息翌日便如野火燎原。不只是烂泥巷，城中各坊各巷，但凡有识字之人，无论男女老少，纷纷自荐赴义学任教。有人连名字都不会写，就用木炭在地上划出自己能认的字；有人把祖传的《算经》《农桑辑要》手抄本捐出；更有几个曾被革除功名的落第秀才，提着行李卷儿直奔府衙，不求官职，只求“准予抄录新册，容我逐条批注，若有谬误，甘受杖责”。颜旭准了。他不仅准了，还命人在府衙侧厅辟出“集贤堂”，专供这批人研习、校勘、增补。堂中不设官座，只置长桌，桌上摆着墨砚、镇纸、铜铃。谁有异议，击铃三响，众人停笔，听其陈词；谁若言之成理，当场采纳入册，署其名于页脚；若三人以上附议，即刻誊抄新本，分发各乡。于是奇事发生了——那些曾视胥吏如仇寇、将官府当虎穴的老百姓，竟开始主动帮着查田亩、核户籍、报灾情。不是怕，而是信。信那墙上写的字、那册中定的理、那堂上议的法，比县太爷的朱批更真，比里长的口头承诺更硬。而最令旧官僚胆寒的，是颜旭不动声色间拆掉的三根支柱。第一根，是“例”。从前户房征粮，必循“夏税秋粮，银米兼收，折色加耗”的成例；如今新册明载：“银一两折米二石，不加耗，不折色，官收多少，民缴多少，多收一升，杖二十。”再无人敢以“惯例”搪塞。第二根，是“情”。昔日讼案，师爷可凭“人情世故”上下其手，今日义学里新设“讼学”，教人如何写状纸、如何举证、如何辨伪证。百姓持状而来，由吏员初审，合则立案，不合则当场指出缺漏，允其修改再呈。半月之内，府衙积压三年的旧讼，结案七成，其中三成竟是原告自行撤诉——只因被告照册缴足赋税，原告再无把柄可抓。第三根，是“秘”。过去账目，密如铁桶，连知府都未必尽知底细；如今新设“通明司”，所有收支皆录于三本账册：一存府库，一交义学，一悬于西市口高台，每日晨昏各揭一页，供人围观核算。有百姓持自备算盘当场演算，算错者，赏肉半斤；算对者，赐告身副本一份——虽无实职，却是未来选吏的优先凭证。这一招，断绝了所有暗箱操作的可能，也斩断了上下勾连的脐带。可真正让旧势力脊背发凉的，是颜旭在第三十七日做的那件事。他召来全府七十二乡的耆老、地保、社首，不下百人，齐聚校场。不设座椅，不备茶汤，只令每人领一支新制铅笔、一本《太平户册》，当场填写本乡实有田亩、人口、丁口、鳏寡、孤幼、疾患、耕牛、农具、山林、池塘……事无巨细，不得遗漏。有人迟疑，有人敷衍，有人偷偷撕掉一页重填。颜旭不言不语，只令军士抬出三口大缸。缸中盛满清水，水面浮着百枚铜钱，每枚铜钱背面，都用朱砂写着一个乡名。“填毕者，投钱入缸。”颜旭立于高台，声音不高，却压得全场寂静，“三缸分属‘田’‘人’‘物’。一乡三钱，缺一即为失实。失实者，乡绅罚银五十两，地保杖三十，社首夺职，全乡赋税加征一成，为期三年。”话音落，风过校场，卷起几片枯叶。无人敢动。直到一个须发皆白的老农，颤巍巍走上前，将三枚铜钱依次投入三缸。铜钱入水，叮咚轻响，如叩钟磬。他转身面向众人，声音沙哑却清晰：“老朽活了七十六年，头回见官家问咱有多少地、多少人、多少牛、多少犁……不为摊派，不为抽丁，就为记个准数。记准了，往后发粮、修渠、免役、赈灾，才不偏不倚。这事儿，该干！”他话音未落，第二人上前，第三、第四……百人鱼贯而行，铜钱叮咚不绝，如春雨初落。当晚，通明司灯火彻夜未熄。七十二乡的户册被连夜录入，三本总账同步成册。翌日清晨，西市口高台之上，新揭榜文赫然在目：镜湖府实有田二百三十七万八千二百六十亩，人口九十八万三千四百一十二口，其中丁口四十一万六千八百九十，可耕牛六万二千三百头，山林占域三成七分，池塘二百一十九处……数字精确到个位。而就在榜单揭出的同一时辰，镜湖府七县二十四镇，同步张榜，格式如一，数字如一，连朱砂颜色都由府库统一调拨，不得擅自更换。这才是最锋利的刀。它不杀人，却斩断了千年以来盘踞在地方的虚妄根基——那些被夸大十倍的田亩、被隐匿七成的丁口、被虚构殆尽的灾情、被涂抹一空的亏空……全在那一串串冰冷数字面前无所遁形。旧秩序崩塌的声音，不是雷霆万钧，而是纸页翻动时，细微的沙沙声。颜旭知道，风暴眼才刚刚形成。真正的大浪，还在后面。他回到书房，案头堆着三份密报。一份来自北境边军——朝廷已调振武、定远二卫精锐五万，屯于三百里外的青阳关，箭在弦上；一份来自南方水师——清河帮封锁镜湖水道，截断漕运，却暗中向太平军售粮三千石，索价白银二十万两，附言：“粮在船舱，银在舱底，一手交钱，一手开闸”；第三份最薄，只有一页，是翁楠亲笔：“已遣十三人潜入京师，混入国子监、钦天监、工部营缮所。另，‘铁骨计划’启动，首批三百童子，年不过八，已入山中‘铸剑谷’，习体、识字、观星、辨药、绘图、制图。三年为期，不成则焚，成则为基。”颜旭看完，将三份密报投入铜盆，火苗腾起，映亮他眼中沉静的光。他起身推开窗，窗外月华如练，洒在府衙青瓦之上，也洒在远处义学未熄的烛火之间。那点点微光，连成一片，竟似一条蜿蜒的星河，从烂泥巷流向西市口，从校场漫向七十二乡，无声无息，却沛然莫御。他知道，朝廷很快就会动手。不是因为太平军占了多少城，杀了多少官，而是因为这群人，正在用最笨的办法，做最可怕的事——把混沌的天下，一笔一画，重新写成一本清楚明白的账。而账本一旦写成，旧账，就再也赖不掉了。颜旭转身，取过一张素笺，提笔写下八个字：“民不识官，但识其法；法若昭昭，官即刍狗。”墨迹未干，窗外忽有急促脚步声止于门外。“报！”亲兵声音紧绷，“青阳关急报——振武卫先锋三千骑，已过柳叶坡，距府城仅一百八十里！旗号未改，甲胄未卸，却弃官道不走，专拣山径野路，马衔枚，人裹足，夜行昼伏……似非强攻，倒像……”“像什么？”颜旭搁下笔，目光如刃。亲兵咽了口唾沫，低声道：“像来抄家的。”颜旭沉默片刻，忽然笑了。他走到墙边，取下那柄从不离身的古朴长剑。剑鞘斑驳，却无一丝锈迹。拔剑出鞘，寒光凛冽，映出他眼中毫无波澜的平静。“传令。”他声音不高，却字字如钉，“通明司，即刻将七十二乡户册、三本总账、所有田籍鱼鳞图，誊抄三十六份。一份送义学，一份存铸剑谷，一份埋于府衙地窖最底层，余者……全部装车。”“往哪儿送？”“往所有乡、所有镇、所有村，挨家挨户，送进去。”“……是。”“另，”颜旭将长剑缓缓归鞘，指尖抚过冰凉剑脊，“命各乡义学，今夜起，加授一课——《守户章程》。内容只有一条：若遇甲胄之士破门而入，不论旗号，凡见持册者，即为太平吏，当护其周全，藏其文书，引其入密道。违者，全家除籍，永不得入义学，永不得领义仓一粟。”亲兵浑身一震，额头渗出冷汗：“大人……这是要……”“不是要让他们知道，”颜旭望向窗外那片星火，“这世上最锋利的兵器，从来不是刀剑。”他顿了顿，声音轻得像一声叹息：“而是人心里，认准了的那个‘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