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医生也一筹莫展，家属几近绝望时，六人几乎在同一时间段，相继有了苏醒的迹象。
然而，苏醒带来的并非喜悦。
“啊——！！城隍爷！城隍爷饶命！饶命啊！！”
“我们知道错了！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欺负人了！！”
“别打我！别咬我！好冰！好冷！啊——！！”
刚刚睁开眼的陈静怡，眼神涣散了一瞬，随即爆发出凄厉无比的尖叫！
她猛地从病床上弹坐起来，然后“噗通”一声滚落在地，
也顾不得手上还打着点滴，对着病房空无一物的角落，
就开始拼命地磕头，额头重重撞在冰冷的地砖上，发出令人心惊的闷响。
嘴里反复哭喊着求饶的话语，状若疯狂。
其他五人的病房，也同时传出了类似的、充满恐惧的尖叫、哭喊和磕头声。
赵强甚至试图扯掉身上的监护仪器，缩在床角，
双手抱头，浑身剧烈发抖，嘴里胡言乱语，仿佛正被无数看不见的东西围攻、撕咬。
闻讯赶来的医生、护士和家属全都惊呆了。
最初的慌乱后，家属们强作镇定，安慰自己，孩子可能是昏迷久了，做了极其可怕的噩梦，一时没缓过来。
他们按住挣扎的孩子，柔声安抚，说着“醒了就好，没事了，噩梦而已”。
可是，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情况没有丝毫好转。
只要六人从药物造成的强制睡眠或短暂平静中清醒过来，立刻就会陷入那种无法控制的、极度的恐惧和疯狂状态。
大哭，大叫，胡乱磕头，对着空气求饶，或者缩成一团瑟瑟发抖，仿佛身边围绕着无数可怕的怪物。
任何安抚、劝说、甚至呵斥，都毫无作用。只有在镇静剂的作用下，他们才能获得片刻的、表面的“安宁”。
他们的父母终于意识到，这绝不是简单的“做噩梦”或“惊吓过度”。
他们带着孩子，跑遍了市里、甚至省里能找到的知名医院和精神专科，做了所有能想到的检查。
脑电图、脑部ct、核磁共振、心理评估、精神量表……所有的生理检查结果都显示“未见明显器质性病变”，
但心理和精神评估结果却糟糕透顶，显示出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焦虑症、恐惧症混合状态，
伴有强烈的幻觉和被迫害妄想。
然而，无论使用多么新型、昂贵的抗精神病药物、抗焦虑药物、镇静剂，甚至尝试心理干预，效果都微乎其微。
药物只能让他们昏睡，或者变得迟钝麻木，但只要药效稍减，
清醒一些，那种源自灵魂深处的、不受控制的恐惧和“赎罪”行为，就会再次爆发。
他们就像被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一旦“启动”，就会重复跪地、磕头、求饶的动作，喊着几乎相同的话。
半个月后，在药物的强力控制和时间的流逝下，
六人那种极度激烈的、爆发性的疯狂状态，终于逐渐“平静”下来。
但这种“平静”，并非康复。
他们变得异常沉默、呆滞，眼神常常没有焦距，仿佛灵魂被抽走了一部分。
可他们又会毫无征兆地，突然被一点小小的声响、一个快速移动的影子、
甚至只是旁人不经意的一个眼神惊吓到，发出短促的尖叫，
或浑身一颤，下意识地做出防护或想要跪下的动作，
然后惊恐地四下张望，好半天才能慢慢平复。
自那以后，在熟悉他们的人眼中，陈静怡、王莉莉、孙晓梅、赵强、周凯、李浩这六个人，就成了“不正常”的人。
他们休学了，很少出门，即使出门也总是低着头，躲避他人的目光，行为举止透着一种挥之不去的畏缩和怪异。
邻里、以前的同学、乃至他们的亲戚，看他们的眼神都带着异样、疏远，甚至隐约的嫌弃。
他们被排斥在正常的社交和生活之外，成了旁人议论和暗中指点的对象。
他们自己的神志，其实大部分时间是清楚的。
他们记得发生过的一切，记得自己对江雪做的事，更记得在那恐怖“地狱”中经历的无尽折磨。
他们是真的后悔了，悔恨如毒蛇般日夜啃噬着他们的心。
可他们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反应，控制不了那深植于灵魂的恐惧烙印。
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强大的力量，左右着他们的部分行为和情绪，让他们无法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思考、感受。
他们清楚地知道，这是“神罚”，是城隍爷降下的惩罚。
这不是医学能解决的“病”，是他们自己种下的恶因，结出的苦果。
他们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绝望地感到，
自己余下的生命，恐怕都将笼罩在这片无法驱散的灰暗与痛苦之中。
……
江雪在忐忑不安中，于家中休息了一个星期。
尽管父母再三安慰，说那六人“已经得到教训”、“不敢再欺负你了”，
但她心中依旧充满了对返回学校的恐惧。
她害怕再看到那几张令她噩梦连连的脸，害怕再被堵在某个角落。
然而，当她终于鼓起勇气，小心翼翼地回到学校，
回到班级后，却惊讶地发现，刘静怡、王莉莉、孙晓梅三人的座位一直空着。
起初她以为只是请假，但一天，两天，一个星期过去……那三个座位始终是空的。
她从其他同学的窃窃私语和零星议论中，渐渐拼凑出一些信息：
刘静怡她们六个，那天从公安局回去后没多久，就全都“病”了，
很奇怪的“病”，现在都在住院，听说情况不太好，家里已经给他们办了休学手续。
更有一些消息灵通、或者与那六人中某人相熟的同学，
压低声音，带着神秘和敬畏说，听他们家里人说，他们可能是“撞了邪”，或者“被城隍爷给惩罚了”，
整天胡言乱语，磕头求饶，吓人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