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一段时间，一次查房时，医生再次问他：“老爷子，今天身上还疼吗？”
谭老六学“聪明”了。他想起之前喊疼就被加药，被当作疯子。
他努力在药物造成的迟钝中挤出一丝讨好的、扭曲的笑容，声音含糊地说：“不……不疼了。好多了，一点都不疼了。”
他满心期盼着，医生听到他说不疼了，会认为他“好转”了，或许就能减少药量，甚至让他出院。
然而，医生听到他的回答，眉头却皱得更紧了。
他翻了翻病历，又看了看谭老六那明显是强装出来、实则眼神空洞麻木的表情，对身后的医疗团队低声说道：
“情况不太妙。病人之前一直主诉全身剧痛，痛苦表现明显。
现在却突然改口说不疼了。但观察其微表情和肢体僵硬程度，
痛苦体验可能并未真正消失，而是出现了‘情感淡漠’和‘病感失认’的症状，
这往往是病情转向慢性、治疗更为棘手的标志。
不能掉以轻心，之前的治疗方案需要重新评估，考虑联合用药，加大治疗力度。
这个病例很有代表性，我们不能让他成为我们手上第一个被判定为‘治疗抵抗’的典型。”
谭老六听着医生那低声却清晰的“判决”，眼中最后一点微弱的光，彻底熄灭了。
他木然地躺在那里，看着雪白的天花板，不再说话，也不再有什么表情。
出院？解脱？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
他知道，自己余生很可能就要在这张病床上，
在无尽的药物和被视为“疯子”的对待中，度过剩下的、除去被“削”去的寿数了。
儿女还算孝顺，家境也尚可，给他住的是单人病房，请了护工，最新的药物、治疗手段，只要医院有的，都尽量用上。
他想死都难，只能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像个活着的标本，
睁着眼，看着一成不变的天花板，感受着身体内部那永不消散的钝痛和冰冷，在无声的绝望中，度日如年。
而另一边，张翠花的情况，则是另一种形式的“兑现”。
“入梦”惩戒后的第二天，张翠花就发起了高烧，浑身酸软无力，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
被家人送到医院检查，一套流程下来，诊断结果五花八门：
免疫力显著低下，伴有严重的神经衰弱、胃肠功能紊乱、轻度心肌缺血……
总之，全身多个系统都出现了“亚健康”或“功能失调”的问题，但都算不上能立刻致命的器质性疾病。
医生建议住院进行“系统调理和治疗”。
张翠花住进了医院。
整个人就像被抽掉了筋骨，整天有气无力，萎靡不振。
吃饭需要人喂，上厕所需要人搀扶，连翻个身都显得吃力。
起初，她的儿女还算孝顺，轮流请假来医院陪护，端茶送水，嘘寒问暖。
张翠花躺在病床上，看着忙前忙后的儿女，心里还存着一丝侥幸和安慰。
然而，一个星期过去了，两个星期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
张翠花的病情丝毫没有起色，反而因为长期卧床和忧思过度，又添了些小毛病。
昂贵的医药费像流水一样花出去，儿女们自己的工作、家庭受到了严重影响。
儿子被公司领导约谈，暗示再频繁请假可能影响升职甚至岗位；
女儿和丈夫因为长期照顾母亲忽略了小家，也开始有了矛盾。
怨气，不可避免地在儿女心中滋生。他们来医院的次数渐渐少了，停留的时间也短了。
带来的营养品从昂贵的营养品，变成了普通的牛奶、水果。
说话的语气，也从最初的耐心温和，变得有些敷衍和不耐烦。
“妈，你这病怎么老不见好？
医生都说没什么大病，就是身子虚，你得自己看开点，多想点高兴的事。”儿子皱着眉说。
“就是，妈，你这样整天躺着胡思乱想，没病也想出病了。
我们也有自己的日子要过，不能天天守在这里啊。”女儿也抱怨。
张翠花躺在病床上，听着儿女的话，看着他们眉宇间隐藏的疲惫和不耐，心里像被针扎一样。
她想说自己不是故意的，想说这是“神罚”，是削福的报应，可她不敢说，也说不出口。
半年后，情况更糟了。
儿女们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来的次数屈指可数。
最后，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aa制，共同出钱请了一个护工，负责张翠花白天的基本照料。
护工是拿钱干活，一个人要照顾好几个病人，对张翠花的照料只能说是“完成任务”。
按时送饭、喂药、帮助如厕，但想多说句话、多擦洗一下、饭菜合不合口，就顾不上了。
张翠花吃不好，睡不安，想上厕所常常要憋到护工有空。
营养跟不上，心情抑郁，加上“削福”的效力，她的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垮了下去。
原来圆润富态的身材迅速消瘦，皮肤变得松弛起皱，脸色蜡黄，眼窝深陷，头发也白了大半。
整个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了不止十岁。
她孤零零地躺在病床上，望着窗外偶尔飞过的麻雀，眼泪常常无声地流下来。
悔恨如同毒蛇，啃噬着她的心。
她后悔自己当初为什么那么嘴快、那么泼辣，为什么不分青红皂白就去给谭老六作伪证，诬陷那个可怜的外卖小伙子。
如果当初她能保持沉默，或者说一句公道话，是不是就不会有今天的报应？
可是，后悔也晚了。
她知道，这十年的“削福”之期，才刚刚开始。
她只能每天在病床上，用微弱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地，向着冥冥之中的存在祈祷、忏悔：
“城隍爷……信女知错了……真的知错了……求您宽恕……宽恕信女的罪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