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管男朋友怎么分析利弊，怎么劝说，吴小洁思考再三，最终还是摇了摇头，坚定地拒绝了。
她说：“谢谢你的好意。但我不能去。我走了，亚男怎么办？她才这么小，一个人在这里，我不放心。”
男朋友很生气，觉得她目光短浅，为了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放弃这么好的前程。
完全可以让亚男住校，只要不断了她的生活费，不会出什么问题。
但吴小洁不放心，还是拒绝。
两人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之后便是好几天的冷战。
吴小洁心里也有些愧疚，觉得辜负了男朋友的一片苦心。
几天后，她主动找到男朋友，想好好道个歉，
也把家里的实际情况，自己的责任，再仔细跟他解释一下，希望他能理解。
然而，她的男朋友听完她的话，只是用一种陌生的、带着审视和失望的目光，深深地看了她很久。
然后，他摇了摇头，语气平静，却字字清晰：
“吴小洁，我原本以为，你是一个坚强、独立、有上进心的人。
现在看来，是我想错了，看走眼了。
看来，有些东西是骨子里的，不是多喝了几天城里的自来水，就能变成真正的城里人。
你……还是放不下你那些拖累，眼界也就只有那么一点。
算了，咱们……就到这儿吧。以后，各走各的路。”
说完，他转身离开了，没有回头。
分手后，吴小洁独自在房间里坐了很久，眼泪无声地流了很久。
伤心吗？肯定是伤心的。
但后悔吗？她问自己，然后缓缓地，坚定地摇了摇头。
不仅仅是因为妈妈临终前的嘱托。
更因为，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在失去了母亲之后，
她早已在心底，把亚男当成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相互依靠的亲人。
这份责任和亲情，比任何所谓的前程，都更重要。
时光荏苒。转眼，亚男小学毕业了。
她以全校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为自己的小学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然而，这份喜悦还没来得及细细品味，一个现实而残酷的问题，就摆在了吴小洁和亚男面前。
小学毕业，意味着要升入初中。
而亚男是农村户口，按照当时的政策，想要在城里的中学就读，必须缴纳一笔高昂的“借读费”。
学校那边给出了明确的数字：两万块。
两万块。
对于九十年代末，一个每月工资只有几百块、还要抚养一个孩子的单身女工来说，这无异于一个天文数字。
吴小洁拿着那张写着借读费金额的通知单，手都在抖。
她几乎跑遍了所有能想到的亲戚朋友，可大家都不宽裕，能借到的钱，杯水车薪。
那天晚上，在昏暗的出租屋里，吴小洁拿着那张薄薄的纸，看着上面刺眼的数字，第一次感受到了妈妈当初的绝望和无助。
她抱着刚刚洗完澡、头发还湿漉漉的亚男，眼泪无声地滚落下来，滴在亚男单薄的睡衣上。
“亚男……小姨没用……小姨对不起你……你成绩这么好……可小姨……连让你继续上学的钱都凑不出来……”她的声音嘶哑，充满了自责。
亚男感受到了小姨的颤抖和眼泪。
她伸出细细的胳膊，回抱住小姨，把小脸埋在小姨颈窝里。
她没有哭，只是用很轻、很平静的声音说：
“小姨，你别这么说。你上班挣钱，已经很辛苦很辛苦了。
上不了学……也没关系的。真的。我可以自己学。
我去书店看书，我去找旧课本。等我自学完了初中的知识，我直接去参加中考。
我打听过了，上高中就没有户口限制了，不用交借读费。
这样，咱们还能省下两万块钱呢。小姨，你别难过。”
亚男的懂事和安慰，像一根针，细细密密地扎在吴小洁心上，
让她更加心疼，也更加坚定了一个念头：
无论多难，她一定要让亚男继续读书！一定要让她走进中学的课堂！
听到这里，张韧心中感慨万千。
一份源自多年前那位门房大爷的微小善意，
被孙秀珍用一生的辛劳和慈爱接住、放大，传递给了女儿吴小洁。
而吴小洁，在经历了最初的抗拒与挣扎后，
最终用自己的青春、前程乃至可能的幸福作为代价，
将这份善意，毫无保留地倾注到了陈亚男这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身上。
这或许尚不足以载入“功德簿”成为显赫的善行，
但这份在平凡困苦中默默传递、用坚韧和牺牲来维系的善意与责任，
却比任何宏大的叙事都更加温暖，更有力量。
而这，不正是他作为一方城隍，所追求和守护的人间温情与道义所在吗？
“后来发生的事情，我大致了解一些。”
张韧收回思绪，看向陈亚男，温和地问道，“你小姨为了多赚钱，早上天不亮就去送报纸，白天在厂里正常上班，晚上还要去洗车行打工，为此累倒了好几次。
这些我都知道。可即便如此，要攒够两万块钱，也绝非易事。
我很好奇，最后，你是怎么顺利进入中学读书的呢？”
陈亚男抬起手，用手背擦了擦不知何时又渗出眼角的泪水。
她看了一眼张韧身边那个不知什么时候出现、正睁大眼睛听她说话的小姑娘，
对小姑娘微微点了点头，然后转向张韧，努力想扯出一个笑容，
但那笑容看起来有些费力，带着浓重的悲伤痕迹。
“后来……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一些的。”
她慢慢地说，声音比刚才平稳了一些，“我那时没有别的办法，就自己写了很多信，写我家里的事，写我的成绩，写我想读书。
我拿着这些信，还有我的成绩单和奖状，跑到市里各个中学的门口，
等校长，等老师，把信塞给他们，求他们给我一个机会。”
“大多数时候，信被原样退回，或者根本没人理会。
有时候，会遇到不耐烦的呵斥，让我别挡路。被拒绝了很多很多次……我也数不清有多少次了。”
“但最后，我还是遇到了一位好心的校长。
他看了我的信，听我结结巴巴讲完家里的情况，沉默了很久。
他没有立刻答应，而是让学校的老师当场出了几份卷子，数学、语文、英语都有，题目很难，有些甚至是中学的内容。
他说，如果我都能做对，他就破例向学校申请，看能不能减免借读费，特招我入学。”
“我就在他办公室外面，借了张椅子，趴在那里写。
写了很久。写完了，老师当场批改。
然后……那位校长看着批改完的卷子，又看了看我，点了点头，说：‘孩子，下周一，来报到吧。’”
陈亚男的眼中，泛起一点微光，那是回忆中难得的从姥姥和小姨之外感受到的一丝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