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木可真是为这事犯了难。案头的台灯亮着，照出他花白的头发和紧锁的眉头。他是这届茅奖评委会的副主任，上面巴老年事已高，早就不参与具体事务，只挂个名。另一位副主任张广年倒是个能搭把...《问津》板块更是火力全开，彻底甩开了文坛惯常的矜持与犹疑，亮出一副赤膊上阵、直取人心的架势。压轴的，正是伍六一伏案七日、熬红双眼写就的《小染坊》第一卷前三章——《要饭的来了》《染缸里翻腾》《周村第一把火》。标题就带着一股子市井的热气与泥土的腥气，不文不白，却字字砸在读者心坎上。开篇第一句便如一声炸雷：“陈六子蹲在周村南门外的石桥底下啃窝头时，并不知道自己这辈子最大的劫，不是饿，而是太能干。”没有铺排家世，不交代祖宗八代，只一个破衣烂衫、颧骨高耸、眼珠子却亮得吓人的少年，在寒风里嚼着发酸的杂面窝头，顺手把最后一口掰碎，撒向桥洞下几只瑟缩的野狗。那狗没叼住，他也不恼，只用袖子抹了把鼻涕，抬头望见桥头瑞蚨祥分号新挂的蓝底金字匾额，眯起眼，笑了一声：“好大的字，可惜不认识。”这声笑，轻，却像一把钝刀子，一下下刮着旧秩序的骨头。第三章结尾处，陈六子被染坊东家赵东昌一脚踹出门，腰撞在青石阶上，疼得眼前发黑。可他爬起来没拍土，先低头看了看自己沾满靛蓝染料的手掌——那颜色浓得发紫，洗不净，渗进了皮肤褶皱里，像烙下的印。他咧嘴一笑，对着赵家紧闭的朱漆大门啐了口唾沫，唾沫星子还没落地，人已转身钻进旁边胡同，身影晃了几晃，竟从巷口另一头冒出来，手里攥着半匹刚从赵家后院竹竿上顺来的、晒得半干的素色棉布。“你偷！”赵家小伙计追出来大喊。陈六子头也不回，只把布往肩上一搭，朗声道：“偷？我替你晒了三刻钟，还帮你赶走了三只啄布的麻雀——这算不算工钱？”话音未落，人已拐进染坊街最窄的“死胡同”，只留下一串赤脚踩在青砖上的啪嗒声，清脆，利落，带着点无赖的得意，又透着股不容置喙的狠劲儿。稿子交到余桦手上时，她读完第三章，手指在纸页边缘无意识地掐出一道浅白印子。她没说话，起身去隔壁找马卫都，两人凑在窗边，就着午后斜照的光，又逐字重读了一遍。读完，马卫都盯着窗外正被风吹得哗啦作响的梧桐叶，半天才叹一句：“这哪是小说？这是活的鞭子，抽在人脸上，火辣辣的疼，可你还想挨第二下。”定刊会上，当伍六一念完《小染坊》开头三章的样稿，院子里静得能听见炉膛里柴火噼啪爆裂的微响。老编辑张伯年摘下老花镜，用袖口擦了擦镜片，又戴上，再看一遍手里的打印稿，忽然说：“六一啊，你这孩子，以前写《金山梦》，像拿毛笔蘸着墨汁写山水长卷；现在写这个……”他顿了顿，喉结上下一动，“像拎着铁锤，抡圆了，砸在生铁砧子上。火星子，直往外迸。”没人反驳。连向来挑剔的校对组长李师傅，也放下手里的红笔，默默端起搪瓷缸喝了一大口茶，热气氤氲中，他眼眶有点发红。《问津》其他篇目亦毫不逊色：苏青青的《霓虹灯下卖冰棍》以少女视角，写改革开放初期深圳街头第一批个体户的挣扎与光芒，语言鲜活如刚剥开的荔枝，甜中带涩；林远舟的《喇叭裤与钢笔帽》则聚焦一群在文化馆偷偷组织文学小组的青年工人，他们抄诗、辩论、为一张内部刊物的油印蜡纸争得面红耳赤，字里行间奔涌着八十年代特有的、未经驯服的理想主义热流。而查海升的那篇《雨夜渡船》，最终定稿时，伍六一亲自执笔，删去了原文中所有关于宗教隐喻的段落，只保留老人摇橹、少年撑篙、江雾弥漫、船过中流时忽闻远处教堂钟声的寥寥数笔。删减之后，文字反而更沉，更韧，像一根浸过水的麻绳，勒进肉里，不疼，却让人喘不上气。查海升拿到清样，盯着那几行字看了许久，最后在稿纸空白处，用铅笔轻轻画了个小小的、歪歪扭扭的十字架，又用橡皮，仔仔细细，把它擦得干干净净。会议结束，众人散去。伍六一独自留在院中，炉火将熄，余温尚存。他蹲下身，用烧火钳拨弄着灰烬里几块未燃尽的炭块，火星明明灭灭，映着他眼底跳动的光。他知道，《观止》第八期，已不再是被动防守。它是出鞘的刀。它劈开的是市场，是读者久已麻木的阅读惯性，更是某些人以为坚不可摧的、关于“什么是好文学”的陈腐壁垒。当晚，他没回富强胡同的家，而是骑车去了厂子后门的老澡堂。水汽蒸腾中，他坐在长条木凳上，仰头看着屋顶斑驳的水渍，忽然想起白天汪阳那番掏心窝子的话。老爷子说北影厂是他唯一的孩子，可伍六一心里清楚，这世上，从来就没有单向的倾注。北影厂给了他父亲舞台，也给了他伍六一最初的纸笔、最早的稿费、最宽容的试错空间。他那些初具雏形的小说念头，第一次被认真对待，是在父亲书房那盏昏黄台灯下；他第一次被人称作“伍编剧”，是在北影厂食堂打饭时，炊事班老赵递给他一碗加了两个荷包蛋的面条，笑着说：“听说你写的本子，让咱们厂子挣了大钱？”那碗面的香气，至今还浮在记忆里。第二天清晨，天光微明，他站在编辑部门口，看着送报的自行车铃铛响着由远及近。邮局的小伙子跳下车，甩给伍六一一大捆崭新的《观止》第八期。油墨味混合着清晨湿润的空气扑面而来，浓烈，新鲜，带着一种近乎粗暴的生命力。他撕开牛皮纸，抽出一本，封面是余桦设计的：靛蓝底色上，一只粗糙的大手正将一匹雪白的棉布，缓缓浸入翻滚的、深不见底的染缸。布匹边缘，几点刺目的鲜红溅落，像血，又像未干的朱砂印。他翻开扉页，没急着看目录，而是直接翻到最后一页的“编后记”。那里原本该是套话的地方，如今只印着两行字，字体粗犷，如刀刻斧凿：“我们不负责提供答案。我们只负责，把问题，染得足够蓝，足够痛，足够让你一眼认出——那是你自己的颜色。”他合上杂志，指尖抚过封面上那抹浓烈的靛蓝，久久不动。胡同口，传来第一声悠长的吆喝：“磨——剪——子嘞——戗——菜——刀——！”声音苍老，却中气十足，穿透薄雾，在秋日清冽的空气里，荡开一圈又一圈，结实的涟漪。此时，一辆绿色邮政车正驶出京西邮局大门，车厢后厢里，码放整齐的《观止》第八期，在晨光中泛着崭新的、不容忽视的光泽。车轮碾过微湿的柏油路，发出沉稳而坚定的嗡鸣，一路向东，驶向华北平原，驶向长江两岸，驶向岭南的工厂与北方的矿区，驶向无数个尚未被唤醒的、正等待被一匹蓝布裹住眼睛、再猝不及防掀开的清晨。而在千里之外的深圳蛇口工业区，郭宝长正蹲在一处刚浇筑完水泥的片场角落，就着探照灯的光，用一支秃了毛的毛笔，在皱巴巴的剧本页边，飞快写着密密麻麻的批注。他身边，一个穿着洗得发白工装裤的年轻人递来一瓶汽水，瓶身上凝结的水珠顺着指缝往下淌。郭宝长拧开盖子，仰头灌了一大口，冰凉的甜意直冲脑门。他抹了把嘴，目光扫过远处正在搭景的工人忙碌的身影，忽然开口，声音不大，却异常清晰：“老陈，去把那边刚运来的蓝布，挑最厚实的两匹，给我挂到摄影棚门口。对，就挂那儿。挂高点，让所有进来的人，第一眼就看见。”年轻人愣了一下：“郭导，挂布干啥？咱这不是拍电视剧么？”郭宝长没回头，只是把手里那瓶喝了一半的汽水，朝空中轻轻一举，仿佛致意，又仿佛祭奠。“挂布，”他说，“是告诉所有人——这地方，有人开始，染自己的颜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