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哈伊关于双语服务的行政命令草案，在县政府内部引起了比预期更大的波澜。
命令发布后的第一个周一，他特意提前来到办公室，想观察各部门的执行情况。然而在税务局门口，他看到的还是那熟悉的一幕：匈牙利族纳税人与只会说罗马尼亚语的税务官费力地比手画脚，旁边所谓的“翻译岗位”空无一人。
“翻译生病了，”税务局长擦着汗解释，“我们已经派人去请替补...”
米哈伊没有发作，转而检查税务局的排班表。果然，所谓的“双语翻译”只有一人，而且被安排在最不繁忙的周三值班。
“我记得命令要求每个对外服务窗口都必须配备双语人员。”
“殿下，懂匈牙利语又通过公务员考试的人实在太少了...”局长为难地说。
这个解释听起来合理，但米哈伊在随后的深入调查中发现了更多蹊跷。通过弗拉迪米尔私下接触的几个低级公务员透露，税务局其实有至少三名熟练掌握匈牙利语的工作人员，但他们都被安排在内部的闲职上。
“为什么？”米哈伊追问。
年轻的文书官犹豫再三，终于坦白：“因为...如果他们在前台服务，就很难进行‘特殊操作’了。”
所谓的“特殊操作”，是一套精心设计的腐败体系。不会说匈牙利语的税务官可以随意“误解”纳税人的申报，收取“翻译费”后才“突然理解”正确的税额；土地登记处的官员则利用地图混乱的现状，向争议双方分别收取“加速费”；甚至连教育委员会的拨款都有一套潜规则——学校必须上交一定比例的“管理费”，才能顺利拿到全额拨款。
更令人震惊的是，这套腐败网络似乎与波佩斯库县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多个部门的负责人都是他的亲信，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来自布加勒斯特，都与特兰西瓦尼亚本地社区缺乏联系。
“这是中央派来的‘征服者’，”在一次与当地罗马尼亚族神父的私下谈话中，老人苦涩地说，“他们不关心任何民族的利益，只关心自己的钱袋。”
米哈伊开始理解，民族矛盾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腐败系统的掩护。当罗马尼亚族农民与匈牙利族地主争吵时，没人注意到税务官和土地登记员在中间渔利；当两个民族为教育资源争夺时，没人追问那消失的“管理费”去了哪里。
为了验证这个猜想，米哈伊做了一次冒险的实验。他让弗拉迪米尔假扮成布加勒斯特来的商人，分别接触税务局和土地登记处的关键人物，表示想在当地投资但担心“手续问题”。
结果令人震惊：两个部门的负责人都明确表示可以“特事特办”，开价分别是投资额的百分之五和百分之八，并暗示“上面的老爷们都知道”。
“上面的老爷们”这个说法让米哈伊警醒。他意识到，问题不仅在于科瓦斯纳县，可能还涉及到更高级别的官僚体系。
与此同时，他推行的温和改革开始遭遇有形无形的抵抗。关于“王储偏袒匈牙利人”的流言在罗马尼亚族社区传播，而匈牙利族社区则在议论“王储的改革只是做表面文章”。波佩斯库表面上全力配合，实际上却暗中掣肘。
最明显的例子是米哈伊提议成立的多民族税务监督委员会。波佩斯库在会议上热烈支持，会后就以“需要仔细斟酌委员人选”为由无限期推迟。当米哈伊自己拟定名单时，县长又提醒“这个人名声不好”、“那个人与某些势力走得太近”。
僵局在第十天被打破。霍尔瓦特夫人——米哈伊的房东——的儿子从布达佩斯求学归来，偶然听到王储与弗拉迪米尔在书房讨论税务问题，年轻人忍不住插话：
“殿下，您知道为什么改革这么难吗？因为整个系统就像我母亲织的匈牙利花边，看起来美丽规整，实则每一个线头都彼此牵扯。你拉动一根线，整块布都会变形。”
当晚，米哈伊在日记中写道：“我面对的不是个别腐败分子，而是一张精心编织的蛛网。波佩斯库不是蜘蛛，充其量只是一只较大的飞虫。真正的蜘蛛在哪里？”
转机来自一个意外。土地登记处的一个低级文书——一个羞怯的塞凯伊族年轻人——在深夜敲响了米哈伊的房门，带来了一本秘密账册。
“我受不了了，殿下，”年轻人脸色苍白，“这是我三年来记录的‘特殊费用’流向，每个部门，每个人，每笔钱...”
米哈伊翻看账册，心跳加速。里面不仅详细记录了科瓦斯纳县各部门的腐败交易，还清晰地显示，每月都有一笔固定资金流向布加勒斯特的一个特定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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