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瓦斯纳县的清晨是在多种语言的交错声中开始的。镇中心广场上，罗马尼亚语的叫卖声、匈牙利语的讨价还价声、以及偶尔夹杂的德语和塞凯伊方言，构成了一幅看似繁荣和谐的画面。但米哈伊王储坐在副县长办公室里，手里拿着弗拉迪米尔整理的报告，看到的却是这表象下的裂痕。
他的办公桌上堆放着三摞不同的请愿书。左边一摞用匈牙利语写成，主要来自县里的商人、手工业行会和一位前奥匈帝国时期的贵族后裔，抱怨的重点是新税法“无视历史传统”和“破坏商业环境”。右边一摞是罗马尼亚语的，来自几个村庄的联合请愿，控诉土地分配不公和匈牙利族地主的“剥削”。中间最薄的那摞使用德语和塞凯伊语，内容最为尖锐——德意志裔社区直接质疑布加勒斯特中央政府是否有能力管理这个多民族地区。
“殿下，九点钟与匈牙利改革教会代表团的会面即将开始。”弗拉迪米尔轻声提醒。
米哈伊揉了揉太阳穴。这已经是他本周接待的第四个“民族代表团”了。他想起离开布加勒斯特前，父亲埃德尔一世在书房里的最后叮嘱：“特兰西瓦尼亚不是地图上的一个区域，它是数百年来不同民族、文化、宗教层叠交织形成的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你要做的不是评判谁对谁错，而是理解这些矛盾为何产生，又如何共存。”
第一个走进办公室的是匈牙利改革教会的首席牧师伊斯特万·科苏特。他身着黑色长袍，银发梳理得一丝不苟，身后跟着两位教会执事，都是当地颇有影响力的匈牙利族商人。
“王储殿下，”科苏特牧师用流利但带着浓重口音的罗马尼亚语开场，这本身就是一个微妙的信号——既表示对统治者的尊重，又刻意保持距离，“我们代表科瓦斯纳县的匈牙利社区，对近期税收政策的变动深感忧虑。”
米哈伊注意到对方说的是“匈牙利社区”而非“匈牙利裔公民”，他不动声色地请众人坐下：“请具体说明。”
“新税制要求对所有商业交易使用统一的评估标准，这完全忽视了我们社区的特殊性。”一位执事激动地说，“几个世纪来，我们的工匠行会都有自己的计税方式，现在突然要改变...”
“而且新来的税务官连匈牙利语都不会说，”另一位执事补充道，“沟通都需要通过翻译，这怎么能保证公平？”
米哈伊耐心倾听，不时在笔记本上记录。这些抱怨他在布加勒斯特就预想过，但亲耳听到时的尖锐程度还是超出了预期。
送走匈牙利代表团后，紧接着进来的是罗马尼亚族村庄的代表。与前者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农民穿着朴素的粗布衣服，手上布满老茧，说话时不敢直视王储的眼睛。
“殿下，我们村的土地问题已经拖了十年...”领头的村长声音颤抖地陈述，“匈牙利伯爵的地契与我们的传统放牧区重叠，县里一直推诿不决...”
“还有学校，”一位女教师鼓起勇气插话，“匈牙利语学校有砖石建筑，我们的孩子还在木屋里上课，冬天冻得握不住笔...”
米哈伊注意到一个细节：当这些罗马尼亚族代表说话时，弗拉迪米尔记录的笔速明显快了许多，而对匈牙利代表的陈述则记得相对简略。这个发现让他心中一沉——连他身边的文书官都带着不自觉的民族倾向，更何况整个县政府？
下午，米哈伊决定不按波佩斯库安排的行程，独自走访县政府各个部门。在税务局，他亲眼目睹了一个不会说匈牙利语的罗马尼亚族税务官与一个匈牙利族商人的争吵；在土地登记处，他发现档案混乱不堪，不同时期的奥匈帝国地图、罗马尼亚王国地图和当地传统边界图混杂在一起，给了办事员极大的“灵活操作空间”；在教育委员会，他翻看拨款记录时发现，匈牙利语学校获得的生均经费确实是罗马尼亚语学校的一点五倍。
“这是历史遗留问题，”波佩斯库在当晚的汇报中解释，“匈牙利社区更早城市化，他们的学校基础设施本来就更好...”
“那为什么修缮拨款也是这个比例？”米哈伊追问。
县长一时语塞。
夜幕降临时，米哈伊让弗拉迪米尔先回住处，自己留在办公室整理思路。他翻开在剑桥时的笔记本，上面有他认真抄录的一段话：“多民族帝国的治理，本质上是不同法律传统、文化认同和集体记忆的协调过程。”
当时他觉得这话充满智慧，现在却觉得太过书生气。在特兰西瓦尼亚，他面对的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具体到每一个税种、每一块土地、每一间教室的激烈争夺。
窗外，镇广场上的喧闹已经平息，但米哈伊知道，那些抱怨和矛盾依然在每一扇窗户后酝酿。他拿起笔，开始起草第一份改革方案——关于在县政府关键部门强制推行双语服务的行政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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