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北顾从贾岩处得了消息，心中已有了计较。于是，他动身前往宋府，而这次宋庠是在家的。“学生拜见先生。”陆北顾躬身行礼。宋庠指了指旁边的座椅：“坐吧，这时候过来，可是有要紧事？”...苏轼站在汴京皇城宣德门下，仰头望着那两座巍峨的鸱吻飞檐，铜铃在朔风里轻轻晃动，发出细碎而清越的声响。他刚从杭州通判任上回朝述职，身上还带着江南初春的湿润水汽，袖口沾着几星未干的桃瓣，是临行前林希在孤山梅庄折来塞进他包袱里的——那日雪霁初晴，林希说：“子瞻兄此去汴京，莫要忘了西湖边的烟雨、断桥上的蓑衣人，还有……我们这些等你回来的人。”他低头摸了摸袖中那方温润的端砚，是陈襄手刻的“墨海耕云”四字，砚池边缘微有磕痕，是去年冬日他替老知州誊录《熙宁农田水利约束》时，不慎被冻僵的手指撞翻砚匣所致。那会儿陈襄正咳得厉害，却仍披着狐裘坐在暖阁里，指着窗外枯荷残梗道：“子瞻啊，你看这荷茎虽折，藕节犹存；文章虽滞，气骨不坠。你且把心沉下去，把笔立起来。”沉心，立笔。苏轼深吸一口气，呼出的白雾在青砖地上浮了一瞬，便散了。此时宣德门内已有内侍快步迎出，青绸帽檐压得极低，腰弯得像一张拉满的弓：“苏通判久候！圣人早吩咐过，您一到，即刻引至崇政殿偏阁候旨。吕相公与王参政已在里面等您半个时辰了。”苏轼颔首致意，随那内侍穿过横街。朱红宫墙高得遮天蔽日，墙根处积雪未融，映着灰白的天光，冷得刺骨。他忽然记起熙宁四年，自己初入中书堂任直史馆时，也是这般踏着残雪穿宫而行，那时王安石尚在制置三司条例司坐镇，案头堆着《均输法》《青苗法》草稿，墨迹未干，纸页边缘还被炭火燎焦了一角。王安石见他来了，只抬眼一瞥，便将一份《农田水利条约》推至案沿：“子瞻，你文思敏赡，不如先拟个序言。不必颂功，但求如实。”当时他提笔写的是：“天下之患，不患法之不行，而患吏之不廉；不患令之不布，而患民之不信。”——墨迹未干，王安石已搁笔冷笑：“子瞻太仁，亦太怯。”仁？怯？苏轼脚步微顿，鞋底碾过一块碎冰，咯吱一声脆响。他不是不敢写，是不愿将百姓之痛，削成律令之形；不是不信新法，是信不过那些拿着青苗钱去放私债的县丞、借均输之名囤积居奇的仓曹。他曾在秀州见过一个卖儿鬻女的老农，怀里揣着朝廷发下的青苗券，券面盖着“熙宁五年正月”的朱印，背面却用炭条写着：“券值三百，实得二百二十，利三分，三月后偿四百二十。”——老农咧着缺牙的嘴苦笑：“官家好心，可小人活不到三月后。”那张券，他至今收在贴身荷包里。内侍在崇政殿西廊尽头止步，掀开一道半旧的湘竹帘。帘后是间不足二十步见方的偏阁，檀香淡得几乎闻不见，只余松烟余味。吕惠卿端坐东首紫檀圈椅中，膝上覆着玄色貂绒毯，手中握一卷《周礼·地官》，目光却未落于纸上，而是静静停在苏轼脸上，仿佛在估量一件久未擦拭的古器，既要看釉色是否尚润，也要辨裂痕是否已深至胎骨。王安石坐在西首，背脊挺得笔直，像一杆插在冻土里的铁枪。他未着官服，只穿素麻直裰，领口微敞，露出锁骨处一道浅褐色旧疤——苏轼记得，那是治平年间他在鄞县修堤时，被铁钎崩起的碎石所伤。十年过去，疤已平复，却始终未消。“子瞻来了。”王安石开口，声音比十年前沙哑，也更沉，“坐。”苏轼谢过，于中间一张乌木杌子上落座。杌子矮，他不得不微微前倾，脊椎便绷成一张待弦的弓。吕惠卿合上《周礼》，指尖在书脊上轻轻一叩：“听说你在杭州，把‘免役法’改成了‘助役法’？”苏轼垂目：“不敢称改。只是杭城商贾繁盛，茶盐酒税丰沛，百姓多以手艺营生，若强令按丁出钱充役，反使织机停摆、茶灶熄火。卑职与通判林希、转运使沈括商议，许商户按营业额抽‘助役钱’，专雇流民代役。去年十月试行，杭城十二坊，役事无误，而流民得食者逾三千人。”“流民得食？”吕惠卿唇角微扬，笑意未达眼底，“那失地农户呢？他们既无铺面，又无作坊，难道就该饿死？”“农户自有田亩。”苏轼抬眼，目光澄澈如初春湖水，“卑职在杭时，命各县清丈荒田、招佃垦殖，凡流民愿耕者，授种粮、贷耕牛、缓三年租赋。去岁秋收，余杭、临安两县新增熟田一万七千亩，所纳夏税反增二成。”吕惠卿静了片刻，忽而转向王安石：“介甫公，您听到了？他不是不守法，是把法拆了，再按自己心意重铸一遍。”王安石没应声。他慢慢解开直裰右袖的系带，露出小臂——那里盘着一条寸许宽的旧绷带，边缘已泛黄，隐约透出底下暗红疤痕。他伸手，从袖中取出一枚铜牌，平放在掌心。铜牌不过拇指大小，正面镌“熙宁七年制”五字，背面是“检正中书户房公事”八字阴文。这是他卸任参知政事前最后一枚印信铜符。“子瞻，你认得这个么？”苏轼喉结微动：“认得。这是……王公当年在中书堂核验各路青苗账册所用之符。”“不错。”王安石将铜牌推至案沿，它滑过光滑的紫檀桌面，发出轻而钝的声响，“当年我用它，一日核三十七州账目。有七州账面清白，实则虚报贷户八千；有十一州账册涂改十九处，墨迹新旧不一；更有甚者，将‘青苗’二字刻于棺盖之上，伪作贷户绝户，吞没本息。”他顿了顿，目光如刃，“我亲手烧了那十一本账册。火起时，纸灰飞满中书后院，像一场黑色的雪。”苏轼默然。“可火灭之后呢？”王安石声音陡然拔高，却无怒意，只有一种近乎悲怆的疲惫，“我派御史查，查出三十六名主簿、十四名转运判官，尽数革职。可三个月后，新补的官吏照旧在账册上做手脚。子瞻，你告诉我——法若不能束吏，束谁？”阁中一时寂静。窗外北风掠过殿脊，卷起几片枯叶，啪嗒一声撞在窗纸上。苏轼缓缓起身，解下腰间荷包，从中取出那张皱巴巴的青苗券，双手呈上：“王公请看。”王安石接过，展开。那炭笔字歪斜稚拙，却力透纸背。他盯着“券值三百，实得二百二十”一行，指腹在“二十”二字上反复摩挲，仿佛要擦去那两个数字，又仿佛怕擦得太狠，纸会碎。“这是秀州吴江县一个叫陈阿狗的农人所写。”苏轼声音很轻，却字字清晰，“他领券当日，县丞扣下八十文作‘文书工墨费’；三日后，乡书手又索三十文‘押印银’；半月后，催役吏登门，称‘青苗须配仓米’，强售陈年糙米六十斤，折钱一百五十文。陈阿狗卖了祖传的半副铁犁，才凑齐四百二十文还贷。”吕惠卿忽然嗤笑：“子瞻，你总爱拿个例说事。一州数十万民，岂能因一人之苦，废天下之利？”“一人之苦？”苏轼转过身，直视吕惠卿，“吕公可知，去年十月，仅秀州一地，因青苗贷逾期被籍没田产者，计一千八百三十二户？其中七百二十六户，田契尚在官府柜中未及过户，地已被人占去耕种。那些人夜里蹲在自家田埂上哭，哭声压着蛙鸣，竟没人听见。”他停了停，从袖中取出另一物——一叠薄薄的桑皮纸，纸页边缘已被摩挲得毛糙发亮。“这是我在杭州编的《役法疏证》。”他将纸册置于案上，指尖点了点封面，“每一页，记一桩实案。第十三页，是湖州织户张三娘，为替夫偿役钱，剪断十指，血染机杼，只因她丈夫被强征去修汴河，一去三载未归；第二十七页，是严州渔户老周，因缴不起助役钱，将独子卖与盐商作灶丁，临别时，孩子背上还背着半袋没吃完的糙米——米粒里混着三颗铁砂，是他昨夜淘米时咳出来的血块。”吕惠卿脸色微变，欲言又止。王安石却伸手，翻开《役法疏证》第一页。纸页上墨字端凝，右侧空白处，却密密麻麻缀着朱砂小点，有的聚成血珠状，有的拖成长线，像未干的泪痕。他忽然想起嘉祐二年，自己初识苏轼时，这年轻人在贡院外的槐树下，正用朱砂批点欧阳修所出策论题——那时他批的是“仁政当如何施”，如今批的，却是“仁政何以不成”。“你把这些……都呈给陛下看了？”王安石问。“呈了。”苏轼颔首，“腊月初八，托内侍省张公公递进崇政殿。三日后，陛下召见，问：‘子瞻以为，当如何救？’卑职答：‘法不可废，吏不可不察；令不可弛，信不可不立。请陛下下诏，凡青苗、免役诸法推行之地，须设‘民诉亭’三座，由御史台与刑部共派廉吏轮驻，百姓持状可直诉，状纸不焚、不隐、不驳，三日内必有回音。’”吕惠卿终于忍不住：“荒唐！御史、刑部皆国之重器，岂能为村夫竖子奔走？”“吕公错了。”苏轼平静道，“他们奔走的，不是村夫竖子。是去年冬天，在陈留县冻毙于官仓外的七十名乞儿——他们怀里，都揣着没来得及兑换的青苗券；是今年正月，在泗州疫病中死去的三百一十二个妇孺——她们丈夫的助役钱，正躺在转运使衙门的库房里，等着修一座‘熙宁功德碑’。”阁中再无声息。连窗外风声都似被掐住了喉咙。王安石缓缓合上《役法疏证》，将铜牌、青苗券、疏证册，三样东西并排摆在案上。他凝视良久，忽然伸手，取过案角一方歙砚，研墨。墨锭在砚池里打了个旋，黑浓如漆。“子瞻。”他提笔蘸墨，却不写，只将笔尖悬于半空，墨珠将坠未坠，“你可愿接一道差遣？”“愿闻其详。”“奉旨巡按京东、河北、京西三路。”王安石一字一句，“查青苗、免役、均输诸法施行实情。不许提前知会地方，不许带仪仗扈从，只许携两名通判、三名书吏、一辆旧马车。沿途所见所闻，每日具折直奏御前。折子不必修饰辞藻，只须写明：某日某时，某地某村，某姓某人，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又得了什么。”苏轼怔住。吕惠卿霍然起身：“介甫公！此举无异纵虎归山！他若……”“若他捏造事实？”王安石抬眼，目光如冰锥刺来，“那我王安石亲自执刀，剜他双目，削他十指，让他永世不得提笔——如何？”吕惠卿嘴唇翕动，终未再言。苏轼却忽然笑了。那笑容不带锋芒，也不含讥诮，只是纯粹的、久旱逢霖般的释然。他撩袍，长跪于地，额头触着微凉的地砖：“臣……苏轼，领旨。”砖缝里嵌着一点干涸的朱砂，不知是哪位先贤滴落的批红，还是哪次廷议溅出的血渍。他伏得极低，额角几乎要贴上那点红。王安石没叫他起。他提起笔，在《役法疏证》封底空白处，用最沉的浓墨，写下四个字：“实事求是。”墨迹淋漓，未干。这时，阁外忽传来一阵急促脚步声，内侍声音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禀王公、吕公、苏通判！枢密院急报——辽国北院大王耶律乙辛，率铁骑两万，已破雁门关外三寨！今晨，代州急脚递至，称辽军前锋距代州城仅六十里！”阁中三人俱是一震。吕惠卿面色骤白：“辽人……怎敢此时南侵？”王安石却纹丝未动。他将写就的“实事求是”四字拓印在一张素笺上，吹干墨迹，递给苏轼：“子瞻，代州亦在你巡查之列。去吧。若遇辽兵，不必避让——你身后站着整个大宋的民心。民心若固，铁骑十万，亦不过秋后寒蝉。”苏轼双手接过素笺，指尖触到墨迹微凸的棱角，像摸到了某种坚硬而温热的骨头。他退出偏阁时，天已全黑。宣德门上的铜铃在夜风里晃得更急，叮咚，叮咚，仿佛敲着一面将要擂响的战鼓。马车候在宫门外。车辕上积着薄雪，车夫裹着破羊皮袄，正呵着白气搓手。见苏轼出来，忙跳下车辕，恭敬垂手：“苏大人，车备好了。”苏轼点头，却未登车。他仰头，望向皇宫深处那片沉沉的墨色。崇政殿方向，依稀透出一点昏黄烛光，像黑夜瞳孔里不肯熄灭的星火。他忽然想起临行前，林希塞给他的那方端砚。砚池深处，还蓄着半池未干的宿墨。墨色浓黑，却隐隐泛着青，像极了杭州初春湖面上，被风揉碎的那片天光。他转身，对车夫道：“不急。先去御史台。”“大人要去……见谁？”“见一个叫程颢的人。”苏轼拂去肩头落雪，声音很轻，却像刀锋刮过青铜，“他前日上书，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我想问问，若本已动摇，当以何物为桩？”车夫愕然：“可……程中丞昨日已被贬知汝州了。”苏轼脚步一顿。夜风卷起他半幅衣袖，露出腕骨嶙峋。他望着远处宫墙尽头，那里有一盏孤灯，在风里明明灭灭，却始终未坠。“那就去汝州。”他踏上车辕，语声渐沉，“他走得慢，我追得快些。”车轮碾过冻土，发出滞涩的声响。马车驶入长街，灯笼的光晕在雪地上拖出一道摇晃的、长长的影子，像一条不肯愈合的伤口，又像一道刚刚启程的墨迹。此时汴京西市一家药铺后院，一个裹着蓝布头巾的妇人正就着油灯捣药。臼中是晒干的柴胡与甘草，药杵起落，笃、笃、笃。她左手小指缺了一截，断口处结着淡粉色新痂。药铺招牌在风里轻晃，漆色斑驳，隐约可见“保和堂”三字。隔壁酒肆传来醉汉粗嘎的唱词：“……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妇人手下微顿，抬头望向窗外。檐角悬着半钩冷月，清光如霜。她忽然放下药杵，从灶膛余烬里扒出一小截烧剩的松枝，在泥地上划了三个字：苏——子——瞻。笔画歪斜，却力透泥层。写完，她用鞋尖轻轻抹去，转身掀帘进了里屋。屋里床上，躺着一个面色蜡黄的少年，胸口缠着渗血的布条。少年昏睡中喃喃呓语，嘴唇开合，只吐出两个字：“爹……粮……”妇人俯身，将少年汗湿的额发拨开，从怀中掏出一块硬如石头的杂粮饼，掰下一小角，就着温水，一点点喂进少年口中。饼屑簌簌落在少年颈窝里，像一场微小的、无声的雪。而此刻，千里之外的代州城头，更鼓敲过三更。守军蜷在垛口后打盹，铁甲缝隙里结着白霜。城下旷野死寂，唯见枯草伏地，如无数匍匐的幽魂。忽然，一匹瘦马自北而来，马背上的骑士浑身浴血，左臂齐肘而断，断口处胡乱扎着染血的布条。他嘶哑着嗓子，用尽最后力气撞向城门：“开——门——！辽人……已过雁门……代州……危——矣——！”话音未落，他栽下马背，滚入护城河的薄冰上，砸出一声闷响。冰面裂开蛛网般的纹路，幽暗的河水从缝隙里缓缓渗出，像大地一道新鲜的、无声的伤口。汴京的雪，还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