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腊月二十，老顾提前回了北京探亲。
他走之前的那天晚上，我妈在厨房忙活了半天，做了几个菜。老顾坐在客厅里，看着我在餐桌上写作业，没说话。我低着头，假装写得很认真，余光却一直瞟着他。他的手放在膝盖上，坐得板正，像学校里开会的校长。
第二天一早他就走了。我妈送他到车站，回来的时候眼睛有点红，但没哭。她跟我说，顾叔叔回北京看他爸去了，过几天就回来。
我没问“那我们还去不去北京”这种话。去北京？那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北京在课本里，在收音机里，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虽然我妈嫁给了老顾，但我们还没熟到能跟着他去北京过年的程度。
腊月二十五，老顾的电话打到家属院。
我妈接了电话回来，脸上的表情很奇怪，像是高兴，又像是紧张。她把我从煤炉子边拉起来，上下打量了一遍，忽然说：“收拾东西，咱们去北京过年。”
我愣住了。
“顾叔叔让去的，”她说着就开始翻箱倒柜，“他说他爸让咱们过去，一起过个年。”
我站在那里，半天没动。去北京？现在？坐火车？
我妈的动作很快，快得有些慌乱。她把我的棉袄从柜子里翻出来，拍了拍灰，又找出那双只穿过两次的新棉鞋。一边收拾一边念叨：“人家爷爷是老干部，规矩大，你去了要有眼色，别跟在家似的……”
我听着，心里开始发紧。
腊月二十七，我们出发了。
绿皮车，硬座，三十多个小时。车窗外的景色从葱绿变成枯黄，从水田变成平原，最后变成一片灰蒙蒙的、望不到边的空旷。我趴在小桌板上看了很久，直到脖子发酸，也没看明白北京到底还有多远。
我妈比我还紧张。她一路上不停地整理我的衣领，把我的棉袄袖子抻了又抻，好像那些皱褶里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她自己也换了新衣裳，一件暗红色的棉袄，是赶集时买的，布料有点硬，领子磨着她脖子，她时不时伸手去扯一下，又怕扯坏了，只能轻轻拽一拽。
“到了那边，”她压低声音叮嘱我，尽管周围的人都在打瞌睡，没人听我们说话，“要有礼貌，叫人要大声，别缩着。顾叔叔给你东西，你要说谢谢。听见没？”
我点头。她又说：“爷爷是长辈，要恭敬。部队里的爷爷，规矩大，你机灵点。”
我又点头。她还想说什么，嘴唇动了动，最终只是把我的帽子往下按了按，盖住了耳朵。
我没和她谈起顾叔叔，至于他是什么人，其实我都知道。我妈嫁人了，嫁给了老顾。而我的亲生父亲，我没见过，听说他牺牲的时候，我还在我妈肚子里。奶奶说他是个英雄，可英雄对我来说太远了，远得像个课本里的词。我只记得奶奶病在床上那几年，我妈一个人撑着的背影，和家里永远不够用的钱。
所以这一次去北京，是过年，也是认门。
老顾在北京站接我们。
他穿着军大衣，站在出站口的人群里，身板笔直，像一根柱子。我第一眼看见他，心里就咯噔一下，太正了，正得让人不敢靠近。他朝我们挥手，走过来接过我妈手里的行李，又低头看了我一眼。
“小飞来了。”
我妈推我：“叫人呀。”
我叫了，声音小得像蚊子。
他点点头，没多说什么，只是把行李拎起来，大步往前走。
我跟在后面，看着他的背影，看他走路时肩膀纹丝不动，看他迈步的幅度都差不多大，忽然想起我妈说过，他是我妈眼中最好的军人。
北京真大，火车站出来，满街的人，满街的车，楼高得我脖子仰酸了也看不见顶。我紧紧跟着我妈，生怕被挤丢了。老顾走在前面，偶尔回头看一眼，确认我们还在，又继续走。他始终没有伸手来牵我。
后来上了公交车，我挤在窗边，看着外面的街景发呆。老顾和我妈站在过道里，低声说着什么。我听不清内容，只看见我妈的表情，一会儿笑，一会儿又有点紧张。老顾的手扶着椅背，刚好在她肩膀旁边，但始终没落下去。
那一路，我记住了很多事，长安街有多宽，天安门有多红，还有那些穿着棉袄骑车的人，呼出的白气在风里飘散。
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自己那种无处安放的拘谨。
我不知道该看哪里，不知道该说什么，连手脚都不知道该放在哪儿。我怕自己说话带口音被人笑话，怕走路姿势不对被人看出来，怕这怕那，怕得浑身僵硬。而老顾，他就站在那儿，什么都不用做，就让人觉得这地方是他的，这城市是他的，这所有的路他都认得，所有的规矩他都懂。
那种游刃有余，让我更不敢开口了。
军区大院比我想象的还要安静。
门口有哨兵，老顾递过去一个证件，那人敬了个礼，放我们进去。往里走，路两边是整齐的树，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白的天。再往里，是一排排红砖小楼，不高，但看着就结实，像老顾那个人似的。
爷爷在小楼门口等着。
他比老顾还瘦，穿着军大衣，没戴帽子，头发白了大半。看见我们，他走下台阶，步子不快，但每一步都很稳。我妈赶紧迎上去，叫了声“爸”，他点点头，目光落在我身上。
我站在那里，叫了声“爷爷”，声音还是小。
爷爷走过来，低头看我。他的眼睛很亮，不像那么大年纪的人该有的浑浊。他看了我一会儿，然后伸手，在我脑袋上拍了一下，不轻不重，像拍西瓜。
“进来吧，外面冷。”他说。
屋子里暖和得让我不适应。
南方老家冬天没有暖气，屋里屋外一样冷，晚上睡觉要盖两层被子，早上起床要咬着牙钻出被窝。可这里不一样，一进门就是热气扑面，像有一层看不见的罩子，把冬天挡在了外面。
爷爷给我们收拾好了房间。二楼朝南的一间，两张床，铺着干净的床单和被褥，枕头拍得松松的。窗台上放着一盆水仙，已经开了几朵，白的黄的，凑近了能闻到淡淡的香。
我妈站在门口，眼眶忽然红了。她背过身去，假装整理行李，半天没说话。
楼下客厅里，爷爷和老顾在说话，声音不大，偶尔传来几声笑。我站在二楼楼梯口，偷偷往下看。老顾坐在沙发上，脱了军大衣，穿着件深蓝色的毛衣，正端着茶杯喝水。爷爷坐在他对面，手里拿着一份报纸，但没看，在说话。
茶几上堆满了东西，苹果、橘子、花生、瓜子，还有几盒我没见过的点心，花花绿绿的包装，看着就贵。
我缩回房间，坐在床边，不知道该干什么。
那天晚上，爷爷张罗着涮羊肉。
一张大圆桌，中间摆着个黄铜锅子，炭火烧得通红，烟囱里冒着热气。锅底是清的，飘着几片姜、几段葱、几个红枣。羊肉切得薄薄的，粉白相间，一盘一盘码在桌上。还有冻豆腐、大白菜、粉丝、糖蒜，满满当当摆了一桌。
“北京的涮羊肉，不知道你们吃不吃的惯。”爷爷一边往锅里拨肉，一边跟我说，“你尝尝，看合不合口。”
我夹了一筷子，在锅里涮了涮，蘸了点麻酱。肉嫩，香，还有点甜。我低着头吃，不敢出声。爷爷看着我，眼角的皱纹堆起来，问我：“好吃不？”
我点头。
他笑了，又往我碗里拨了一筷子肉：“好吃就多吃点，羊肉管够。”
那天晚上，我吃了很多。我妈在桌底下踢了我两次，我假装不知道。
大年三十的晚上，外面有人放鞭炮。我站在窗户边看，看见那些烟花在夜空中炸开，红的绿的黄的，亮一下，暗下去，又亮一下。老顾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到我旁边，也往外看。
“北京不让随便放，”他说，“这是院里的孩子偷偷放的，每年都这样。”
我没说话，只是看着那些烟花。他也没再说话，站了一会儿，走了。
第二天早上，大年初一。
我起床的时候，我妈已经把被子叠好了，正站在镜子前梳头。她梳得很慢，每一梳都从头梳到尾，好像要把所有的不安都梳顺了。
楼下传来爷爷的声音，在喊我们下去吃早饭。
我下楼，看见爷爷坐在餐桌主位上，面前摆着一碗饺子。他看见我，招招手：“小飞，过来。”
我走过去，站在他面前。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是一个红包，红纸的，厚厚的，鼓鼓囊囊的。
“拿着，”他把红包塞进我手里，“压岁钱。”
我愣住了。
压岁钱。
这个词我听过，在课本里，在同学嘴里，在过年时供销社柜台前那些买鞭炮的孩子中间，但我从来没收过。奶奶病着那几年，过年就是煮一顿肉馅饺子，我妈给我纳一双新鞋底，再多的，没有了。没有人给我压岁钱，也没有人觉得应该给我。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就那么站着，手里攥着那个红包，厚得我攥不实。
爷爷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看不懂的东西。他伸手，又在我脑袋上拍了一下，这回轻了些：“收好，喜欢什么就买点儿什么。”
喜欢什么？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以前我想要什么，都是先看家里有没有钱，再看我妈的脸色。喜欢这个概念，太奢侈了。
我还在发愣，老顾也走过来。他也掏出一个红包，递到我面前，一样厚厚的。
“拿着，”他的声音还是那样平平的，“新年快乐。”
我妈在旁边急了：“哎呀，给这么多干什么？小孩子家家的。”
“新年嘛，”老顾打断她，把红包往我手里又递了递，“让孩子高兴。再说了，小飞也不小了，也该有自己的喜好了。”
喜好，又是这个词。
我抬头看他，他也正看着我，那双眼睛很平静，没有催促，没有审视，就只是等着我伸手去接。
我接了，小声说：“谢谢顾叔叔。”
他点点头，转身去餐桌那边坐下了。
我低头看着手里的两个红包，一个厚，另一个也厚。红的，崭新的，在窗外的晨光里，像两小团火。
那天的早饭吃了很久。
爷爷的饺子，我妈的汤圆，还有老顾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年糕，说是南方人过年要吃这个，特意去买的。我妈吃了，眼眶又红了，这次没背过身去，低着头，让眼泪掉进碗里。
爷爷装作没看见，招呼我吃这个吃那个。老顾也没吭声，只是一次又一次地给我妈碗里添汤圆。
我坐在那里，把两个红包揣在棉袄内层的口袋里，贴着心口，硬硬的，热热的。
后来很多年，每当有人问起我印象最深的春节，我都会想起这一个。不是因为那顿涮羊肉，不是因为那些烟花，也不是因为第一次见识了暖气是什么东西。而是因为那两个厚厚的红包。
那是第一次，有人不问我能干什么，只问我喜欢什么。
那是第一次，有人把“高兴”这个词，放在我面前，告诉我，这是你该得的。
窗外的阳光越来越亮，照在餐桌上，照在爷爷的白头发上，照在老顾端着的碗沿上。我妈终于抬起头，眼睛红红的，但嘴角弯着。她看着我，轻轻地说：“快吃，凉了就不好吃了。”
我低头，咬了一口年糕，甜的，软软的，黏在牙上。
南方的年糕，在北京的早晨，被我这个南方来的孩子，一口一口吃下去。
那是我第一次觉得，北京好像也没那么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