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日。早上醒来后，王润文发现一只大手正在自己衣服里。她偏头瞧了瞧，枕边人是闭着眼睛的状态，于是试探问：“还在睡？”李恒迷迷糊糊应了一声。王润文说：“今天我就不陪你去...车轮碾过结霜的铁轨，发出沉闷而规律的“哐当、哐当”声，像一只老钟在胸腔里走动。我攥着硬座票根，指节泛白，票面上“K127次·哈尔滨—齐齐哈尔”几个黑体字被手汗洇开一点模糊的边。窗外是东北平原的冬夜，黑得浓稠，偶有零星灯火掠过，如冻僵的萤火，一闪即灭。车厢里暖气嘶嘶地喘着粗气，混着泡面汤的咸香、劣质烟草的焦苦、还有人身上没散尽的煤油味——这味道我熟，是家的味道，也是穷的味道。我叫陈卫东，二十六岁，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技术科的助理工程师。上个月刚把婚事退了。不是我不愿意娶林秀梅，是她爸林厂长一句话砸下来：“卫东啊，你妈那病，药费流水一样往外淌，咱秀梅嫁过去，是搭进去一条命，还是搭进去半辈子？”我没争，只默默把攒了三年的三百八十二块六毛钱彩礼，连同那条磨得发亮的蓝布面棉被，一起送回了林家门廊下。棉被角还沾着我家灶台边蹭上的灰。此刻我怀里揣着两样东西：一本翻烂了边的《金属切削原理》，书页夹层里藏着一张皱巴巴的纸，是厂里技术科新来的副科长周振国悄悄塞给我的——上面抄着苏联明斯克机床研究所去年刚解禁的一份内部资料摘要，讲的是高锰钢铸件在低温环境下的应力变形补偿算法。周振国没说话，只用食指在纸角点了三点，像敲三下丧钟，又像叩三记天机。他说：“卫东，别跟别人提。也别问谁给的。”另一样东西，贴在我左胸口，隔着粗布衬衫，硌得肋骨生疼——是我妈的X光片。肺叶上那团不规则的阴影，医生用红笔圈得触目惊心，旁边潦草写着：“考虑浸润性肺结核，建议转市结核病防治所，全程督导化疗。”可市结防所的床位排到明年开春，而我妈咳出的血丝，已从清晨漱口时的淡粉，变成昨夜枕巾上刺目的锈红。我闭眼，却不是为了睡。是怕睁着眼，眼泪会掉进邻座小孩手里那碗刚泡开的康师傅红烧牛肉面里。那孩子正咂嘴，吸溜得响亮，他爹用冻裂的手掰开一块烤馒头，蘸着面汤递过去。馒头渣掉在油腻腻的桌板上，几只蚂蚁立刻围拢过来，排着细黑的队，扛着比它们身体大三倍的碎屑，往车厢连接处的暗缝里钻。我盯着那支队伍，忽然想起上周五下班前，我在厂车间西头废弃的旧工具间里，撞见周振国和一个穿藏青呢子大衣的男人说话。那人背对我，只看见后颈上一颗褐色小痣，和一截露在大衣领外的、洗得发黄的蓝布衬衫领子。周振国声音压得极低：“……图纸改完了，按你说的，把主轴箱基座应力释放槽的位置，往右偏移了三毫米。但卫东今天验算过，这个偏移量，会导致整机动态平衡临界值下降百分之四点二——他没签字。”那人没回头，只抬手，用指甲轻轻刮了刮窗玻璃上凝结的冰花，刮出一道细长透明的裂痕。“那就让他签。”他说，“或者，让他看见不该看的东西。”火车猛地一晃，车身倾斜，顶灯骤然熄灭。黑暗里，我听见自己心跳撞着肋骨，咚、咚、咚，像一把钝锤在敲打朽木。接着应急灯亮起，惨绿的光浮在每个人脸上，照得邻座女人眼袋浮肿，照得对面小伙耳后结着干涸的皮屑，也照得我怀里的X光片袋，边缘微微翘起，露出一角铅灰色的影像。我摸出来，借着那点绿光看。肺叶阴影边缘竟似有细微毛刺状延伸，像冬夜里冻僵的藤蔓，在骨骼的轮廓间悄然攀爬。我下意识去掏口袋里的圆珠笔想标记，指尖却碰到了另一个硬物——是早上出门前，我爸塞进我棉袄内袋的旧怀表。黄铜壳子冰凉，表面刻着模糊的“1953·齐二厂劳模大会赠”。我拧开后盖，里面没有机芯，只有一小团揉皱的纸，展开是半张信纸，字迹是我爸的，墨水洇开了，像泪：“卫东，爸没本事，护不住你妈。但有件事，得告诉你。你妈不是生你时落下的病根。是五七年，她替厂里保管的那批苏联进口轴承图纸，被人调了包。真图纸在保卫科老刘手里烧了，假图纸交上去，结果导致三台立式铣床主轴报废。厂里要查，老刘顶了缸，判了五年。可你妈……她当时是刘师傅徒弟，图纸是她亲手接、亲手存、亲手取的。她没告发刘师傅，也没替自己辩一句。她说，刘师傅家里有五个娃，最小的才两岁。她替刘师傅担了‘失职’的名，降了三级工资，调去翻砂车间抬砂箱。抬了整整十年。砂尘钻进肺里，就是现在这样。卫东，你妈咳的不是血，是当年咽下去的灰。”纸条背面，还有一行更小的字，像是后来补的：“上月刘师傅来过。说那批假图纸，是一个人带进来的。那人，左手小指缺一节。”我猛地抬头，目光扫过车厢。穿呢子大衣的男人不见了。我腾地站起，椅子腿刮擦水泥地，刺耳一声。邻座小孩吓得一抖，面汤泼出半勺。我顾不上道歉，扒着座椅靠背往前挤，穿过打鼾的老汉、蜷在编织袋上睡觉的民工、正用搪瓷缸喝白酒驱寒的列车员……一直挤到车厢连接处。冷风从门缝里钻进来，刀子似的刮脸。我扶着冰凉的铁门框喘气，望向下一节车厢的入口。那里，一个穿藏青呢子大衣的男人正侧身点烟。打火机“啪”一声脆响，幽蓝火苗蹿起，照亮他半边脸——颧骨高，下颌线绷得像刀锋，嘴唇薄而平直。他左手垂在身侧，袖口微缩，露出一截手腕，和一根短了一截的小指。我钉在原地，血液似乎冻住了。他缓缓吐出一口白烟，烟雾缭绕中，目光斜斜投来，不惊不怒，只有一种近乎悲悯的平静。那眼神像探照灯，瞬间照穿我所有自以为是的挣扎：退婚的屈辱、怀里的X光片、周振国给的资料、我爸的纸条……原来都只是他棋盘上早已摆好的几粒子。他忽然开口，声音不高，却奇异地压过了车轮轰鸣：“卫东，你妈的病，结防所治不好。”我喉咙发紧，一个字也吐不出。他弹了弹烟灰，灰烬簌簌落在深色大衣上，像一小片猝不及防的雪：“市医院呼吸科，新来了个老专家，姓赵，从前在苏联列宁格勒医学院进修过八年。专攻耐药结核。但他不接普通号，只看两种人——一种是厂矿党委介绍来的；另一种……”他顿了顿，烟头在黑暗里明明灭灭，“是能帮他在旧机床图纸里，找到‘Z-7型万能分度头’原始设计缺陷的人。”Z-7型万能分度头？我心头一震。那是我们厂去年刚投产的新产品，号称填补国内空白，厂领导在庆功会上拍着胸脯说“精度赶超东德”。可上个月我跟着车间老师傅拆解三台返修品，发现分度盘锁紧机构的弹性销孔，加工公差竟比苏联原版图纸宽了0.08毫米。就这头发丝粗细的偏差，导致锁紧后存在0.03度的残余旋转间隙——在精密齿轮加工中，这足以让整个传动链产生累计误差，最终让齿轮啮合噪音超标，寿命锐减。我把数据写成报告交上去，石沉大海。科长说：“卫东，别揪着小数点后两位不放，厂里等着创收呢。”男人将最后一截烟按灭在铁门框上，留下一个焦黑的圆点：“赵大夫明天上午九点，在市医院老门诊楼三楼放射科等你。带两样东西——你妈的全部病历，和你脑子里那0.03度的念头。”他转身欲走，忽又停住，没回头，声音轻得像一声叹息：“你妈替刘师傅咽下的灰，该有人替她吹干净了。不是用嘴，是用刀——剖开那些年糊在真相上的厚茧，一刀，一刀，再一刀。”车窗外，远处终于浮起一抹极淡的灰白，是黎明在地平线下翻了个身。天快亮了。我回到座位，手还在抖。邻座女人把一碗热好的面推过来，碗底压着两张皱巴巴的粮票：“小伙子，看你熬了一宿，吃口热的。”我道谢，接过碗，热气扑在脸上，熏得眼睛发酸。我低头吃面，牛肉少得可怜，汤倒是咸香浓郁。吃到一半，手指无意碰到口袋里的怀表，铜壳被体温焐热了些。我拿出来，再次拧开后盖。这一次，我注意到那团揉皱的纸背面，其实还有一行极细的铅笔字，是我爸新添的，几乎与纸纹融为一体：“卫东，刘师傅昨儿走时说，当年调包图纸的人，左手小指缺一节，可他……不是厂里人。”我捏着怀表，铜壳边缘割得掌心生疼。火车广播响起，女声带着电流杂音：“各位旅客，前方到站，齐齐哈尔站。请下车的旅客提前做好准备……”我慢慢把怀表放回内袋，动作很轻，仿佛怕惊扰了什么。然后伸手，从行李架上取下那只褪了色的帆布包。拉开拉链，里面静静躺着一沓图纸——是我这半年偷偷测绘、反复演算、又一笔一划重画的Z-7型万能分度头核心部件结构图。每一张右下角，都用红笔标注着密密麻麻的验算数据，其中一张，赫然写着：“锁紧间隙实测值：0.032°。理论允许值：≤0.015°。超差113%。根源：弹性销孔径向公差+0.08mm（标准应为±0.02mm）——此偏差非加工失误，系原始设计图尺寸链闭环校验遗漏所致。”我把这张图纸单独抽出来，折好，塞进胸前口袋，紧贴着那张X光片。两张纸，一薄一厚，一冷一暖，压着我的心脏。车速渐缓，窗外的灯光由稀疏变得稠密，一盏接一盏，连成一条晃动的、温暖的河。站台上，裹着棉袄、戴着雷锋帽的人影开始晃动，挥舞着手臂，呼出的白气在冷空气中迅速消散。我看见站牌上“齐齐哈尔”四个大字，在熹微晨光里泛着铁青色的冷光。就在这时，对面座位那个一直沉默抽烟的中年人忽然开口。他没看我，目光黏在窗外飞速倒退的站台广告牌上，声音沙哑：“听说厂里新来了个北京下来的专家组，专查技改经费流向。昨儿半夜，保卫科老李的值班室被人撬了，保险柜空了，可墙上挂着的‘先进工作者’锦旗，连灰都没动一下。”我端着面碗的手指猛地一紧，碗沿磕在牙齿上，发出轻微的“咔”声。他终于侧过脸，眼角的皱纹很深，像刀刻出来的沟壑：“卫东，人这一辈子，最怕的不是穷，是穷得不明不白；最怕的不是病，是病得不清不楚。你妈的肺，得照清楚；有些人的账，也得算明白。”火车完全停稳。车门“哧”一声打开，冷风卷着雪粒子灌进来。我放下面碗，抓起帆布包，跳下车厢。站台上人声鼎沸，喇叭声、叫卖声、孩子的哭闹声轰然撞入耳膜。我逆着人流往前走，脚下是厚厚的积雪，踩上去发出“咯吱、咯吱”的闷响，像踩在陈年枯枝上。走到出站口，我停下，从包里掏出那本翻烂的《金属切削原理》。书页间夹着的那张周振国给的资料，被我抽出来，就着站口昏黄的路灯，又看了一遍。苏联明斯克研究所的算法里，有一个关键参数——“低温补偿系数K”，它需要输入一个动态变量：当地年均最低温波动值。我掏出钢笔，在纸页空白处快速计算。齐齐哈尔近五年气象记录，最冷月平均气温零下26.7度，但去年腊月，连续十七天跌破零下40度……这个极端值，会让K值发生跃变，导致整个应力补偿模型失效。我抬起头，望向车站广场尽头。那里矗立着一座灰扑扑的六层老楼，楼顶霓虹灯管坏了大半，“市第一人民医院”几个字，只剩“市一医”三个模糊的光斑，在寒风中明明灭灭，像垂死之人的呼吸。我攥紧那张纸，转身，没走向公交站，而是拐进了旁边一条窄巷。巷子深处，一扇漆皮剥落的绿铁门虚掩着，门楣上挂着块歪斜的木牌，白漆写着：“齐齐哈尔市机床配件二厂——旧图档案室（临时）”。门内，一盏一百瓦的白炽灯悬在头顶，光线刺眼。屋里堆满蒙尘的铁皮柜，空气里弥漫着陈年纸张、机油和霉菌混合的古怪气味。一个戴老花镜的老头正趴在长桌上，用放大镜对着一张泛黄的蓝图，手边摊着本磨秃了毛的《机械制图手册》。他听见脚步声，头也不抬：“找啥图？报型号。”我走上前，把周振国给的资料，轻轻放在他布满老年斑的手边。又从帆布包里，取出自己那叠Z-7型分度头图纸，最上面一张，正是标着“0.032°”的那张。老头拿起资料，眯着眼看了几秒，手指无意识摩挲着纸角。忽然，他摘下眼镜，用衣襟擦了擦镜片，再戴上，目光在我脸上停顿了足足三秒。然后，他推开面前的蓝图，拉开左手边第三个铁皮柜最底层的抽屉。抽屉里没有图纸，只有一摞用牛皮纸仔细包好的旧书。他抽出最上面一本，深蓝色硬壳封面，烫金的俄文标题《coвреmенные mетoды кomпенcации дефoрmаций в cтанках》（《机床变形补偿现代方法》）。翻开扉页，一行褪色的中文题字：“赠刘工，明斯克机床所交流纪念——1958年秋”。老头用粗糙的拇指，重重抹过那行字，声音低得像从地底传来：“刘师傅走前，把这本和他那本《苏联机床设计规范汇编》全押在我这儿了。说万一哪天，有人拿着‘0.03度’来找我……就把这个给他。”他把书推到我面前，封底内页，用蓝墨水写着一行小字：“真正的设计缺陷，永远藏在你以为最安全的公差带里。——刘守业”我伸手去接，指尖触到书页边缘，竟微微发颤。就在此时，窗外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自行车铃声，“叮铃铃”，清脆得刺耳。紧接着，一个少年蹬着辆掉了漆的“飞鸽”冲进小院，棉帽子上结着白霜，脸颊冻得通红，大声喊：“陈工！陈工在吗？厂里电话！说……说你妈刚被救护车拉走了！从翻砂车间晕过去的！现在人在市医院急诊！”我脑中“嗡”的一声，像有根弦彻底崩断。书从手中滑落，“啪”一声砸在地上。我转身就往外跑，帆布包甩在肩上，撞得骨头生疼。冲出绿铁门时，我听见身后老头沙哑的声音追出来：“卫东！图纸的事，别信周振国！他办公室抽屉第三格，有个蓝布面笔记本，记着所有经手人的名字……包括那个，左手缺小指的人！”我没回头。雪地上，我的脚印深深浅浅，向着市医院的方向，一路狂奔。风灌进领口，冰冷刺骨，可额头上却全是汗。我跑过结冰的嫩江支流，跑过挂满冰凌的电线杆，跑过贴着褪色春联的低矮平房……每一步，都像踩在自己断裂的肋骨上。离医院还有两条街，我猛地刹住脚。停在一个公用电话亭前。玻璃上结满冰花，我哈了口热气，擦开一小片，露出里面黑色的拨号盘。我掏出兜里仅有的三枚硬币，一枚一枚，投进去。听筒里传来悠长的忙音，一声，两声，三声……就在第四声即将响起时，一个疲惫的女声接了起来：“市医院急诊外科，您哪位？”我张了张嘴，喉咙干得发不出声。只听见自己粗重的喘息，还有电话线那头，隐约传来的、此起彼伏的咳嗽声——像无数把钝刀，在同时切割着同一片薄薄的肺叶。我闭上眼，眼前闪过我妈在翻砂车间门口，把一勺温热的红糖姜水塞进我手里的样子。她围裙上全是灰，可笑容很亮，像雪地里刚升起来的太阳。“喂？请问……”护士不耐烦地催促。我深深吸进一口气，那口气里，有雪的凛冽，有铁锈的腥气，有未散尽的、来自远方的、属于1987年的、滚烫的尘埃。“您好，”我说，声音嘶哑，却异常清晰，“我是陈卫东。我想挂……赵大夫的号。对，就是呼吸科的赵大夫。麻烦您，告诉我，他今天……几点开始门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