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野的手指悬在键盘上方，迟迟没有落下。文档标题孤零零地挂在屏幕顶端，像一面尚未展开的旗帜。他深吸一口气，终于敲下第一段话：“当前我市科技发展仍以引进模仿为主，自主创新投入不足，高端人才流失严重……”每一个字都重若千钧，仿佛不是写在电子文档里，而是刻进时代的碑文。
窗外，春阳渐高，照得玻璃反光刺眼。他没拉窗帘，任那光芒洒进来，落在桌角一张泛黄的照片上??那是1981年夏天，张启言带着他们几个学生去郊区农科站调研时拍的。照片里的老师穿着白衬衫、黑布鞋，蹲在田埂边和老农说话，身后是一片刚插下的秧苗。那时他说：“科学不在高楼大厦里，而在泥土和汗水之间。”如今三十多年过去，那片土地早已盖起开发区，而当年听他讲课的学生，有的住进了高楼，有的远渡重洋，却再没人愿意弯腰踩一脚泥。
“李科长？”办公室门被轻轻推开，是新来的小陈，捧着一叠文件，“这是昨天您要的近三年市属科研项目经费分配表。”
“谢谢。”李野接过，翻开第一页，眉头立刻皱了起来。十个重点项目中，七个与某几家民营企业合作，而这些企业实际控制人，无一例外都有背景深厚的政商关系网。其中一项名为“智能温控大棚”的技术，实际只是把南方现成的产品换个外壳，竟获批三百万元专项资金。
他想起张启言病床上说的话：“心死了，身体自然撑不住。”现在看来，不只是人心，连制度的毛细血管也在悄然坏死。
中午饭是在食堂吃的，他端着餐盘坐在角落。尚瑞林恰好经过，见了他，犹豫了一下，还是走过来坐下。
“听说你今天提交了报告？”尚瑞林夹起一块红烧肉，语气平淡，却藏着试探。
“嗯。”李野点头，“刚发到内部系统，抄送了分管副市长和科技局党组。”
“你知道这份报告会触动多少人？”尚瑞林放下筷子，压低声音，“顾越东早上就接到电话了，说有人‘别有用心’地翻旧账，质疑某些项目的合规性。”
“我没有翻旧账。”李野直视着他，“我只是提建议。如果建议本身就成了罪过，那这个系统才真有问题。”
尚瑞林沉默片刻，忽然苦笑：“你还记得八四级毕业晚会上，你说过什么吗？”
李野一怔。
“你说：‘我希望十年后回母校，能对学弟学妹们说，我做的工作，让这个国家变好了一点点。’”尚瑞林望着他，眼神复杂，“那时候我们都觉得你天真。可现在看你，反倒是我们都变了。”
“变不等于错。”李野轻声说，“但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就是错了。”
两人再无多言。饭后各自离去，背影渐行渐远。
下午三点，会议室通知下来：临时召开“科技创新专题研讨预备会”，要求相关科室负责人参加。名单上赫然写着李野的名字。
他走进七楼大会议室时，里面已坐了七八个人。顾越东坐在主位，面无表情；俞秀芬低头翻材料，眼皮都没抬；尚瑞林则站在窗边打电话，见他进来，只微微颔首。
会议开始前五分钟，一个西装笔挺的中年男人匆匆赶到，胸前挂着“招商局特派顾问”证牌。李野认得他??赵志国，原是市机械厂下岗职工，靠给领导开车起家，如今已是三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名下涉及地产、餐饮、新能源补贴项目，业内人称“政策捕手”。
“哟，这不是李大科长嘛！”赵志国一进门就大声打招呼，“听说您最近写了篇大文章，要把咱们的好项目都砍掉啊？”
全场目光刷地集中过来。
李野不动声色：“我的报告是建议优化资源配置，不是砍项目。”
“哦？那您说说，什么叫‘优化’？”赵志国拉开椅子坐下，翘起二郎腿，“比如我那个‘智慧农业云平台’，投了两百万，您是不是觉得不该批？”
“那个项目使用的服务器架构基于三年前开源代码，本地化改造率不足百分之十五，且无核心技术专利。”李野平静回应，“与其说是创新，不如说是包装申报材料的壳公司行为。”
会议室瞬间安静。
顾越东咳嗽一声：“小李，说话注意分寸。赵总是我们重点引进的企业家。”
“我也希望他是真正的企业家。”李野看着赵志国，“如果您愿意沉下心来做研发，我可以帮您对接高校实验室资源。但拿财政资金玩资本游戏，对不起，我不认同。”
赵志国脸色铁青，正要发作，俞秀芬突然开口：“李野，你有没有想过，没有这些‘包装项目’，我们的GdP怎么完成？招商引资指标谁来扛？上级检查来了，拿什么汇报？”
“所以我们就要用虚假繁荣骗自己？”李野站起来，声音陡然提高，“一年花几千万搞形象工程，却不肯拨五十万给青年科学家做基础研究！我们嘴上喊着‘科技兴市’，手上干的却是买椟还珠的事！”
“你放肆！”顾越东拍案而起。
“我不是放肆，我是痛心！”李野环视众人，“你们看看张老师现在的样子！他为什么会病倒？因为他一生追求的真实、公正、独立思考，在这个时代成了异类！可我们呢？一个个活得越来越圆滑，连说实话都不敢了！”
会议室鸦雀无声。
良久，尚瑞林缓缓开口：“散会吧。议题延期，材料重新梳理。”
没人反对。
李野走出会议室时，手心全是汗。他知道，从这一刻起，自己已被划入“危险分子”名单。但他不后悔。
晚上回家，文乐渝正在哄小兜儿睡觉。孩子睡着后，她轻手轻脚走出来，递给他一杯热茶。
“今天闹大了？”她问。
“嗯。”他接过茶，苦笑，“可能明天就会有人来找我‘谈话’。”
“怕吗？”
“怕。”他坦然承认，“但我更怕有一天，小兜儿问我：‘爸爸，你年轻的时候，有没有为正确的事 fight 过？’我要是说不出一个故事，那才是真的输了。”
文乐渝静静地看着他，忽然踮脚吻了吻他的唇：“那你继续fight吧。我会守着这个家，等你回来。”
第二天清晨，单位纪检组果然来了人。一位姓王的副组长请他去谈话室“了解情况”。谈话持续两个小时，问题围绕“是否受到境外势力影响”“是否有组织串联行为”“动机是否纯粹”展开。李野一一作答，态度恭敬而不失坚定。
“你就不考虑后果？”王副组长最后问。
“我考虑过。”李野说，“最大的后果，无非是不再提拔、调离岗位、甚至开除公职。但如果因为害怕失去职位就不敢说话，那我和那些尸位素餐的人有什么区别？”
王副组长盯着他看了许久，最终叹了口气：“回去吧。组织会综合评估。”
一周过去了，风平浪静。他的报告石沉大海，无人回应。同事们见了他也只是点头微笑，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直到第十天傍晚，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他家楼下。
车门打开，章超贤走了下来，手里拎着一个牛皮纸袋。
“李师兄，赏个脸，楼下喝杯咖啡？”他笑着说，语气比上次温和许多。
李野犹豫片刻，还是下了楼。
两人坐在小区门口的露天茶座，夜风吹动梧桐叶沙沙作响。
“我看了你的报告。”章超贤开门见山，“写得很好，理想主义得让人想哭。”
“谢谢。”
“但在美国，这种报告只会出现在NGo组织的年报里，不会有人当真。”他摇头，“你们这儿也一样。上面的人听着感动，转头就忘。真正掌权的，都是现实主义者。”
“所以我不是写给掌权者看的。”李野望着远处路灯下奔跑的孩子，“我是写给将来某个会看到它的人看的。也许十年后，二十年后，有人翻档案时发现：原来曾经有人这样想过、这样努力过。就够了。”
章超贤怔住了。
良久，他从纸袋里抽出一份文件：“这是我整理的‘灯塔国’对华技术封锁清单，涵盖芯片、航空、生物医药等十七个领域。另外，我还附了一份中美科研经费使用对比分析。”
李野猛地抬头：“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个？”
“因为我爸死前说过一句话。”章超贤声音低沉，“他说：‘我这一生最对不起的人，是我老师张启言。我辜负了他的期望，但我希望至少能让他的学生走得更远一点。’”
李野心头剧震。
“我不是回来争面子的。”章超贤苦笑，“我是回来赎罪的。我知道你们看不起我，觉得我卖国求荣。可我在华尔街这些年，亲眼见过多少核心技术如何变成武器，用来打压中国企业发展。我想通了??财富可以转移，国籍可以更改，但血脉和良知，永远改不了。”
他站起身，将文件推到李野面前：“这份资料，够你写十份报告。用不用，怎么用，你自己决定。只求一件事??别让你老师的心血，白白流尽。”
说完，他转身离去，背影融入夜色。
李野坐在原地，久久未动。手中的文件沉如磐石。
三天后，市图书馆地方文献区，一名戴眼镜的年轻人借阅了一份编号为KJ-1981-047的内部资料，登记姓名：林远。三个月后，省城一家民间智库发布《关于构建区域性自主创新生态体系的研究报告》，引起国务院参事关注。又半年，国家启动首批“基层科技振兴试点城市”计划，其中就有这座城市。
而这一切的起点，是一份曾被遗忘在服务器角落的提案，和一个普通公务员不肯熄灭的信念。
春天再次来临，吴菊英在阳台上种下的凤仙花开得热烈。李野抱着女儿站在窗前，指着那一片红艳说：“小兜儿，你看，花开了。”
“爸爸，它们为什么每年都会开呀？”孩子仰头问。
“因为根还在。”他轻声说，“只要根不死，春天总会来的。”
远处，市科委大楼顶层的灯依旧亮着。那个叫李野的男人，又一次伏案至深夜。
他知道，改变不会一夜发生，但只要有人坚持记录、呼吁、行动，火种就不会灭。
就像1981年的那个夏天，年轻的张启言站在讲台上说：“我相信未来。”
如今，有人接过了这句话，并让它继续向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