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道这里，方木顿了顿，压低声音道：“而与这种比较原始的报应观念相关的另一个词是：公平。
换句话来说，凶手用这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手段，
来实现他内心中的所谓公平与正义。
于是，刘爱财应验了自己的狂妄，重回“子宫”，并在温暖的“羊水”中宛若婴儿般倒悬；
吴兆光则再次被自己的车堵住了生命之路，只不过，这一次死于熊熊烈火的是他本人。
此外，这两起案件引起的社会轰动效应也恰恰是凶手最希望看到的。
当那两名被民众口诛笔伐的“作恶者”相继以极具宿命感的方式死去时，拍手称快者大有人在。
似乎整个社会的激烈情绪“零零三”都从这些命案中得以宣泄。
他得到了肯定，甚至是赞扬，似乎也更加确信自己的行为并不违反道德，
至少是维护公平与正义所必需的。
在某种程度上，凶手的犯罪心理定势在这种外部环境中再次得到巩固和加强。
他敢于在短短几天时间内多次犯案，也印证了这一点。
第二点，被害人相似。
从表面意义上来看，
两起杀人案的被害人的自身属性几乎毫无相似之处。
除了性别相同之外，
被害人的职业、学历程度、家庭成员情况、社会交往关系、经济状况都有很大差异。
然而，在对两名被害人进行被害风险评估之后，就能够发现，
在遭受侵害的风险程度上，两名被害人有高度相似之处。
那就是，两名被害人都曾是“名人”。
这种突如其来的“名声”，都来自于死者生前的所谓“恶行”。
经新闻媒体披露后，他们的所作所为都被展示在公众的视野之内，
并迅速成为街头巷尾讨论的热点。
在媒介的引导及渲染下，他们的“恶行”都被无限放大，从无心之失或者一意孤行变成千夫所指。
严厉谴责者有之，喊打喊杀者有之。
一面倒的舆论让这些普通人一夜之间成为全民公敌。
从最近的网页来看，几乎每个门户网站的国内新闻中，
都有关于刘爱财和吴兆光的相关链接，
各大搜索引擎中，“吴兆光”与“菱车主”、“刘爱财”与“不孝子”等都是热门关键词。
如果把公众发泄到吴兆光身上的愤怒换算成热能的话，
他何止会成为一具焦尸，只怕连一点骨头渣子都不会剩下。
这种全民皆言可杀的社会效应，在两名受害人身上都有明显的体现，
而恰恰是这种共性，让两名被害人成为凶手彰显“公平与正义”的目标。
不可否认的是，被害人所有的这种舆论背景，大大强化了凶手的作案动机。
在某种程度上，凶手的意图与公众情感宣泄的需要高度契合。
换句话来说，凶手之所为，即是公众之所想。
实际上，凶手似乎成为公众意愿的代言人和执行者。
也许，不仅在凶手心目中，甚至在整个社会的视线里，
杀死这两个人，虽已触犯刑法，但并不有违道德。
刘爱财的母亲直呼其为“大侠”，或许恰恰就是这种心念的体现。
第三点，犯罪手法相似。
从表面上来看，这两起杀人案的手法各不相同。
两名死者分别死于溺死与火灾。
然而，透过表面征象，仍可以发现其中的共性。
首先，凶手在作案时都戴了手套以及帽子，并着意清除足迹；
其次，因每次犯案时都需要携带一定数量的犯罪工具，
例如水囊、水桶及油桶等等，
凶手疑似驾驶机动车辆前往犯罪现场；
再次，部分犯罪工具性质相同。
在拆迁小区杀人案及华城小区纵火案中，
凶手都曾用乙醚来麻醉被害人，并用相同（或相似）的黄色胶带束缚被害人的手脚. .
最后，凶手在两起案件中，都采用了非常不必要的繁琐程序来完成杀人。
从现场重建分析的情况来看，在致被害人死地之前，凶手都已将被害人彻底制服。
此时，杀死他们实在是易如反掌。
然而，凶手甘愿冒着在现场停留时间过长、随时可能暴露罪行的风险，
费时费力地安排了非常复杂的“仪式”来杀死对方。
于是，刘爱财重回“予宫”并溺死于“羊水”之中，以实现“有能耐你把我塞回去”的狂言。
在吴兆光身上，则几近完美地重现了侯永梅被烧死的整个过程。
这种“仪式化”的现场传达出来的意义是，
死者曾给他人带来的痛苦，最终都报应在自己的身上。
以凶手的缜密心思，不可能不知道他在现场进行的活动越多，留下痕迹物证的风险越大。
而他之所以仍然坚持这么做，乃是他希望借此实现所谓“公平”的强烈意愿所致。
换句话来说，单纯杀死两个被害人，并不能充分满足凶手的内心需要。
致其于死地，固然是凶手追求的目标。
然而，相对于死亡这一结果，凶手显然更看重死亡的形式。
而且，通过这些极具宿命感及形式化的“仪.式”，
凶手一方面得到了某种情绪及心理的宣泄，
另一方面，他也试图借此向整个社会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善恶有报。”
尽管方木提出的以上依据与传统的并案侦查条件并不完全符合，且多是出于主观推测，
然而，他极具条理的分析，还是说服了杨学武等人，
最终市局最终还是同意了方木的主张，将华城小区纵火案并案入专案组。
两起案件的相关证据材料被统一整合，集中到专案组做分析处理，
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确定侦查方向及范围，
与此同时，方木也因此被任命为专案组副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