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西亚的秋风卷着高加索的寒意与第比利斯、占贾的硝烟，吹拂过亚美尼亚崎岖的山地与古老的修道院尖顶。
当宋军在阿塞拜疆平原以雷霆之势摧垮塞尔柱重骑兵，并迅速席卷巴库、占贾、阿尔达比勒等重镇的消息传来时，整个亚美尼亚高原沸腾了——不是欢呼，而是夹杂着恐惧、彷徨与复杂计算的沸腾。
亚美尼亚，这个古老而悲情的基督教国度，其历史充满了被强权轮番统治的血泪。
自十一世纪中叶塞尔柱帝国崛起，在曼齐克特战役决定性地击败拜占庭帝国后，亚美尼亚人的故土便被塞尔柱人、拜占庭残部、库尔德人以及后来的格鲁吉亚王国所瓜分、争夺。
大部分亚美尼亚本土处于塞尔柱总督或当地亚美尼亚小王公的统治之下，而大量亚美尼亚贵族和民众则被迫或主动向西迁徙，在小亚细亚东南部的奇里乞亚山区建立起新的王国——奇里乞亚亚美尼亚王国，在拜占庭、塞尔柱、十字军国家以及伊斯兰诸势力的夹缝中艰难求生。
此刻，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变降临在他们面前。
东方的天际，出现了一个既非穆斯林、也非传统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崭新强权——大宋帝国。
这个帝国拥有传说中的“天雷”武器，能在野战中轻易击溃塞尔柱最精锐的铁骑，能在短时间内攻陷格鲁吉亚的坚固山城，其兵锋之盛，自蒙古高原西迁的狂潮以来，从未有过。
对亚美尼亚诸势力而言，这既是巨大的危机，也可能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危机在于，宋军一旦完全消化阿塞拜疆，其兵锋必然指向西方和西南方。
西方便是小亚细亚的塞尔柱罗姆苏丹国腹地，而西南方，则直接面对着奇里乞亚亚美尼亚王国以及更南方的十字军国家与阿尤布王朝。
无论宋军下一步指向何方，夹在中间的亚美尼亚人都将首当其冲。
是联合塞尔柱抵抗这个未知的东方巨人，还是向其屈服？抑或……有第三条路？
抉择的时刻，首先落在了奇里乞亚亚美尼亚国王利奥二世身上。
利奥二世是一位精明务实、雄心勃勃的君主。
他统治下的奇里乞亚王国，虽然疆域不大，但控制着托罗斯山脉的重要关隘和西里西亚沿海的一些良港，是连接东西方贸易的关键节点之一，经济富庶。
王国拥有相对强大的军队，尤其以坚韧的山地步兵和擅长筑城的工兵着称。
然而，王国地缘环境极其险恶：北面和东面是强大的塞尔柱罗姆苏丹国，虎视眈眈；南面是穆斯林的阿尤布王朝和十字军国家，关系错综复杂；西面则是日益衰落的拜占庭帝国。
奇里乞亚如同惊涛骇浪中的一叶扁舟，随时可能被任何一个强邻吞没。
利奥二世敏锐地看到了宋军崛起带来的变局。
在他看来，宋帝国虽然陌生而强大，但至少目前并非伊斯兰势力，与亚美尼亚人没有历史血仇。
更重要的是，宋军与塞尔柱帝国正处于战争状态，且已重创塞尔柱东部力量。
“敌人的敌人，或许可以成为朋友，至少是可以利用的盾牌。”
利奥二世判断，与其坐等宋军兵临城下，被迫在战与降之间做痛苦选择，不如主动接触，以谦卑的姿态寻求归附与庇护，借宋帝国之力来抗衡世仇塞尔柱人的威胁，甚至可能借此机会，在宋帝国的支持下，实现亚美尼亚民族的某种复兴或至少是安全保障。
与此同时，仍然生活在大亚美尼亚的亚美尼亚王公贵族们，则陷入了分裂与恐慌。
一部分较为保守、与塞尔柱总督关系密切的贵族，主张联合塞尔柱人，保卫“家园”免受“异教徒东方人”的入侵。
另一部分，特别是那些深受塞尔柱压迫、心怀故国、与奇里乞亚王国联系紧密的贵族和教会人士，则暗中期待宋军的到来能打破塞尔柱的枷锁。
而更多的普通民众和低级贵族，则惶惶不可终日，不知命运之舟将驶向何方。
就在这种分裂、观望与暗流涌动中，利奥二世行动了。
十月下旬，就在宋军主力忙于巩固新征服的阿塞拜疆地区、清剿残敌、建立行政体系之时，一支打着白旗、由高级教士和王国重臣组成的奇里乞亚亚美尼亚使团，穿越尚在塞尔柱控制或势力模糊的边境地带，历尽风险，抵达了宋军在阿塞拜疆的前线大营——占贾。
使团首领，奇里乞亚王国的首席大臣兼将军康斯坦丁，向宋军主帅杨政献上了利奥二世的亲笔信、丰厚的礼物，以及一份绘有奇里乞亚及周边地区详细地形、兵力部署的地图。
在信中，利奥二世以极其恭顺的语气，自称“遥远小邦卑微的统治者”，表达了对“天朝上国神兵天威”的无限景仰与敬畏。
他陈述了亚美尼亚民族千百年来遭受的苦难，特别是塞尔柱人的压迫，恳请大宋皇帝陛下“哀怜远人，施以庇护”，他愿率奇里乞亚全国归附大宋，称臣纳贡，接受册封，并愿为“王师前驱”，提供一切可能的协助，包括引路、供给粮草，以及派遣“熟悉山地作战的忠勇士兵”为天朝效力。
信中特别强调了奇里乞亚王国控制着“通往西方大海的港口”，可为天朝提供便利。
杨政接见了使团，并与随军的安西都护府文官、通译仔细研判了利奥二世的来信和康斯坦丁的口头陈述。
他们意识到，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奇里乞亚的主动归附，不仅能为宋军打开通往地中海东岸的通道，获得宝贵的出海口，从而与里海舰队形成东西呼应之势，更能极大瓦解塞尔柱帝国东部边疆的抵抗意志，并从侧翼威胁罗姆苏丹国。
此外，亚美尼亚山地步兵的坚韧善战是出了名的，他们对高加索南部及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形的熟悉，更是宋军急需的。
至于利奥二世借宋抗塞的意图，在杨政看来，这恰恰是控制这个山地王国的绝佳切入点——只要宋军保持强大，亚美尼亚人的利益就必然与帝国绑定。
杨政不敢擅专，立即以六百里加急，将此事飞报撒马尔罕的安西都护府和汴京朝廷。
在等待回复的同时，他给予了使团高规格的礼遇，并派出了一支精干的骑兵护送使团部分成员返回奇里乞亚，同时带去他的初步善意和保证：只要奇里乞亚真心归附，大宋将确保其王室安全、信仰自由，并帮助其抵御外敌。
汴京的回复在十一月初抵达前线，体现了帝国高层一贯的务实与远见。
太子赵玮和枢密院批准了杨政的建议，同意接受奇里乞亚亚美尼亚王国的归附，并授权杨政全权处理相关事宜。
朝廷的旨意强调：一、接受利奥二世的臣服，册封其为“宋奇里乞亚安抚使、亚美尼亚王”，世袭罔替，但需遣子入朝学习，并接受宋廷派驻的官员协助治理。
二、宋军有权在奇里乞亚境内驻军，并自由使用其港口。
三、奇里乞亚有义务为宋军提供粮草、向导，并征调其军队辅助作战，特别是其擅长的山地步兵。
四、承认并保护亚美尼亚使徒教会的合法地位。
得到朝廷首肯后，杨政立即行动起来。
他派遣麾下一员得力将领，率领一支由五千步兵、两千骑兵组成的“先遣接受使团”，在康斯坦丁及亚美尼亚使者的引导下，避开塞尔柱重兵把守的要道，穿越山间小径，于十一月底，兵不血刃地进入了奇里乞亚亚美尼亚王国境内。
利奥二世亲自在王国首都西斯以北迎接宋军。
仪式上，他按照杨政传达的朝廷旨意，正式向宋军将领递交了象征性的土地、人口图册和城门钥匙，宣布奇里乞亚亚美尼亚从此成为大宋皇帝陛下的忠诚藩属。
宋军将领则宣读了大宋皇帝的册封诏书，并赐予利奥二世印绶、冠服。
随后，宋军先遣部队进驻了西里西亚地区的关键要塞和最重要的港口——阿亚斯港。
港口上升起了大宋的旗帜，里海舰队的一部分轻型船只，也通过陆路转运组件的计划被提上日程。
奇里乞亚的率先归附，如同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在大亚美尼亚地区引起了剧烈连锁反应。
那些原本观望、甚至倾向抵抗的亚美尼亚本土王公贵族，见实力最强的奇里乞亚王国已主动投靠宋帝国并获得了优待，而塞尔柱人在阿塞拜疆的惨败又使其威信扫地、无力庇护他们，抵抗的意志迅速瓦解。
在宋军和奇里乞亚方面的双重压力下，以及宋军承诺的宗教宽容政策的吸引下，埃里温、阿尼、卡尔斯等地的重要亚美尼亚贵族和主教，纷纷派遣使者，向杨政表示归顺。
尽管这些地区名义上仍属塞尔柱总督管辖，但实际的统治权已迅速转移到亲宋的亚美尼亚地方势力手中，塞尔柱的行政体系名存实亡。
杨政顺势任命了一些率先归附的亚美尼亚贵族为“安抚使”或“城主”，协助宋军维持地方秩序，征收赋税，并征召士兵。
至十一月底，虽然没有爆发大规模战役，但通过外交压力、政治诱降和军事威慑，亚美尼亚高原的大部分地区，已经在事实上脱离塞尔柱统治，倒向大宋一边。
宋军兵不血刃地获得了大片战略要地，更重要的是，获得了一支熟悉地形、坚韧善战的山地步兵力量。
数千名亚美尼亚轻步兵被迅速编入宋军辅助部队，他们作为向导和前锋，在随后宋军向安纳托利亚东部山区的进军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亚美尼亚的归附，其战略意义极为重大：
其一，宋帝国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地中海东岸出海口（阿亚斯港等），使得帝国的触角真正伸入了地中海世界，为未来与拜占庭、十字军国家、意大利商邦乃至埃及的直接贸易与政治交往，打开了门户。
东西方贸易的陆海联通枢纽，已隐约在望。
其二，彻底孤立和削弱了塞尔柱罗姆苏丹国。
阿塞拜疆的丢失使其失去了富庶的东方粮仓和兵源，亚美尼亚的倒戈使其东北和东部边境门户洞开，并失去了重要的山地屏障和兵源。
罗姆苏丹国陷入了东、北两面临敌的困境。
其三，在西亚获得了一个重要且相对可靠的盟友。
亚美尼亚人对塞尔柱的世仇、对基督教信仰的坚守、以及对强大保护者的渴望，使得他们在可预见的将来，会成为宋帝国在西亚对抗伊斯兰势力、安抚当地基督徒、并深入小亚细亚的重要支柱。
他们的山地作战经验，极大弥补了宋军在此类地形上的不足。
当宋军的旗帜在西斯城头和阿亚斯港升起时，西亚的地缘政治版图被永久地改变了。
一个古老的基督教王国，在命运的十字路口，选择了依附于来自东方的全新帝国，以寻求生存与复兴的渺茫希望。
而大宋，则以其强大的武力和灵活的外交手腕，不费一兵一卒，便赢得了一片广袤的山地与一个关键的海岸。
帝国的西进之路，在火药的轰鸣与外交的斡旋中，并行不悖地延伸着，下一个目标——塞尔柱罗姆苏丹国的心脏，安纳托利亚高原，已经近在眼前。
而地中海的海风，也第一次带着咸湿的气息，吹拂到了远征将士的营旗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