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国的声明比南华晚来了整整一个上午。
莫斯科时间十一月十一日下午三时，塔斯社播发了一份简短的新闻稿：
“根据华沙条约组织规定，于本日在东德境内举行首次联合军事演习。演习不针对任何国家，不涉及任何第三方的领土与主权。”
声明中没有提到南华，没有提到美国，没有提到马六甲。
甚至连“易北河”三个字都没出现。
它像一块熨烫得平平整整的桌布，把底下那张千疮百孔的旧桌子盖得严严实实。
但所有人都知道桌布下面是什么，是一万两千辆坦克，三十个师，从汉堡到德累斯顿一字排开。
波恩的反应最快。
阿登纳在总理府会议室里，不停地在催促联系华盛顿，力求不要将局势升级。
他看完苏国的声明后，嘴角牵动了一下，说不上是苦笑还是冷笑。
“他们的演习不针对任何国家，那我们边境线上那些坦克是在针对谁？针对野猪吗？”
国防部长布兰克坐在对面，手里也拿着一份同样的声明。
“总理先生，苏国人的措辞和美国人一模一样。美国人也说他们的演习不针对第三方。
两边都在说不针对，两边都在把炮口对准对方。”
阿登纳抬起头：“那我们呢？我们夹在中间。西边是美国人，东边是苏国人。
美国人在南洋搞航母，苏国人在我们家门口搞坦克。
美国人说不针对任何国家，苏国人也说不针对任何国家。
他们都不针对，那炮弹落在谁头上？”
会议室沉默了片刻，阿登纳终于开口：“再电华盛顿，询问他们在马六甲的演习还要搞多久？再给伦敦和巴黎打电话，我们三个该碰个头了。”
巴黎的反应比波恩更紧张，也更安静。
爱丽舍宫的内阁会议开了一个小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法国无能为力。
这不是悲观，是现实。
法国在德国只有一个师的驻军，对面是苏国五个集团军。
巴黎距离东德边境六百公里，坦克三天就能到。
不是1940年了，没有人还想再经历一次沦陷。
外交部长在会议结束后对记者说了一句让全场安静的话：“法国希望各方保持冷静，欧洲已经经历了两次大战，不需要第三次。”
记者追问：“法国是否会出兵增援西德？”
外交部长的回答很简短：“法国将履行北约义务。”
至于义务是什么，由谁来定义，那是以后的事。
《世界报》当天的评论文章标题印得很粗：“莫斯科在易北河划下红线。”
文章写道：“南华人在南洋扣了几艘船、搞了一场演习，美国人的航母开过去了，苏国人的坦克也开过去了。
全世界都在为南华买单，这个五年前还不存在的国家，正在把世界拖进一场它打不起的战争。”
伦敦的反应最复杂，也最戏剧性。
白厅的地下作战室里，艾登站在欧洲地图前，手里拿着苏国声明的英文翻译稿。
他看完了，递给旁边的外交大臣劳埃德，然后转身看着亚洲地图。
两张地图并排挂在墙上。
左边是易北河，苏国人的坦克。
右边是马六甲海峡，美国人的航母。
中间是大英帝国，不，已经不是帝国了，夹在中间，像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艾登把手插进裤兜，咬牙切齿道：“我有理由怀疑，苏美两国是不是暗中商量好的？他们真想瓜分世界？”
当然，这也是艾登气话，会议室众人谁也没放在心上。
劳埃德将声明拿起来又看了一遍，说道：“是美国人对着苏国亮了剑，苏国人在易北河回了一把刀。
两个人在我们家的客厅里舞枪弄棒，我们站在中间，手里什么都没有，还要端茶倒水的伺候。”
劳埃德这话，倒是十分的精辟。
“我们有远东舰队。”殖民地大臣伦诺克-博伊德提醒了一句。
“远东舰队。”艾登冷哼一声，“我们的远东舰队，估计连南华的海军都打不过。
更别说美国人在马六甲停着一艘七万六千吨的福莱斯特号。
现在苏国人又在东德摆了一万两千辆坦克，我们在德国只有四个师。”
他停了一下，迈远道：“这是什么？这是两头受气。”
艾登四月份上台，接手这个烂摊子，就没好好休息过。
苏伊士运河危机、马六甲海峡、华约的成立，现在又是两大超级帝国的演习，让他有种想辞掉首相的冲动。
会议室里有人想笑，但没笑出来。
因为艾登说的是实话，而且是那种让人笑不出来的实话。
英国人很难。
这不是1914年了，日不落帝国的太阳早就落了，现在连余晖都快散了。
印度没了，缅甸没了，锡兰没了，埃及还在闹。
远东剩下一个马来亚、一个星洲、一个沙捞越和文莱。
欧洲那边，英国在北约防线上扛着四分之一的责任，本土的军队裁了一轮又一轮，钱都花在了社会福利和核武器上。
常规战争？打不起了。
就在艾登准备开口说点什么的时候，作战室的门被推开了。
一个穿制服的通讯官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份电报，直接走到艾登面前。
“首相，远东急电。”
艾登接过电报，站在那里看。
他的表情从疲惫变成凝重，从凝重变成惊恐。
他把电报看完，没有递给任何人，而是拿着它走回到亚洲地图前，站了很久。
劳埃德忍不住问了一句：“首相，是发生了什么事？”
艾登没有回头，声音很低，像是在对自己说，又像是在对墙上的地图说：“星洲，祸事了！”
他转过身，把电报放在桌上。埃劳德一把抓起电报，读了出来：
“星洲今日发生大规模停工。码头、巴士、胶园、水电、学校、海关，各行业华人劳工集体离岗。
上午十一时，一名英军在牛车水维持秩序时遭遇民众围堵，开枪示警误中一名华人市民，伤者已送医，伤势不明。市区出现聚集，局势有失控风险。”
艾登无力道：“南华人在马六甲演习，李广耀在星洲搞停工。同一天，一个是美国人撑腰，一个是南华人背后递刀。这绝对不是巧合。”
劳埃德放下电报：“首相，现在怎么办？欧洲这边苏国人的坦克已经摆开了，我们不能把部队调去亚洲。”
“谁说我要调兵去亚洲？”艾登的声音突然提了起来，像是某种被逼到墙角之后的爆发。
“我哪里还有兵可以调？四个师在德国，一个旅在塞浦路斯，一个团在肯尼亚，香江还有一个营。
远东舰队的老旧驱逐舰能不能开出港都不知道。我拿什么去星洲？拿什么去镇压？”
他一声怒吼，让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过了几秒，他的声音恢复了平静：“给星洲总督发电。让他控制局势，不要再开第二枪。另外接触李广耀，问他，要什么。”
这是英国人在无数殖民地暴动中重复了无数次的台词。
从印度到缅甸，从巴勒斯坦到埃及。
每当局势失控，英国人都会问同样的问题——“你要什么？”
然后谈判，然后让步，然后收拾行李，然后走人。
只不过以往是走一个地方，这一次，如果星洲丢了，马来亚还能保多久如果马来亚再丢了，英国在远东还剩下什么？
艾登不敢想象，这个问题的后果，他的目光在欧洲地图和亚洲地图之间来回移动。
苏国人的坦克在西德边境纹丝不动，美国人的航母在马六甲海峡海面上划出白色的尾迹。
而大英帝国，这个曾经统治着地球上四分之一土地和人口的国家，手里什么底牌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