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新加坡。</br>总统府的会客厅不大，一张长桌，六把椅子，窗外是修剪整齐的草坪。</br>李光耀坐在长桌一端，面前摊着一份《槟城空屋》的拷贝盒。</br>盒子上贴着一张手写标签，是陈启明的字迹：“已阅。第三遍。”</br>赵鑫坐在他对面，身后是许鞍华和顾家辉。</br>三个人都穿着西装，但许鞍华的领口有点歪，是早上赶时间没扣好。</br>她伸手想整理，又觉得此刻动手更尴尬，索性不管了。</br>李光耀看了她一眼，没说话，只是把自己面前的茶杯，往她那边推了推。</br>“许导演，”他开口，英语带着浓重的福建口音，“你电影里那碗药，是真的？”</br>许鞍华愣了一下。</br>“苏家青庐那碗。”李光耀说，“干了四十年，碗底还有药渣。我母亲当年也熬过那种药，治失眠的。她睡不着，因为我父亲在监狱里。”</br>许鞍华握紧茶杯。</br>“是真的。苏家一直保持原样，每周打扫但不动任何东西。那碗药，就放在钢琴旁边的小几上。”</br>李光耀点点头。</br>他从手边的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照片，推过桌面。</br>黑白照片，有些模糊，但能看清是一间木板房。</br>门口站着三个年轻人，两男一女，都穿着学生装。</br>“1942年，我母亲和两个弟弟，摄于槟城。”</br>他的声音很平，像在念一份报告。</br>“我父亲1940年被捕，母亲带着我们三兄妹逃到槟城，在这间房子里住了八个月。1942年日军占领槟城前一天，我们坐最后一班船离开。我那两个弟弟，一个十六岁，一个十四岁。后来一个死于1950年，一个死于1959年。都没活过四十岁。”</br>他把照片，收回文件夹。</br>“那间房子，我1980年回去看过。还在，但已经不住人了，改成杂货铺。门口那棵番石榴树也没了。”</br>他顿了顿。</br>“你电影里陈国雄三兄弟，站在战机前那张照片，也是在槟城拍的，对吧？”</br>许鞍华点头。</br>“我认出那架飞机的型号。霍克‘角斗士’双翼机，英国造，1939年卖给中国空军十二架。我那两个弟弟，当年在槟城码头见过这种飞机降落，回来跟我讲了一晚上。”</br>他站起来，走到窗边。</br>草坪上，几个园丁正在修剪灌木，剪刀咔嚓咔嚓响。</br>“我为什么看三遍？”</br>他转身，看着赵鑫。</br>“第一遍看历史。第二遍看人。第三遍看自己。”</br>赵鑫没说话。</br>李光耀走回桌边，重新坐下。</br>“你那个‘五感’的说法，很有意思。”</br>他拿起许鞍华面前的剧本，翻到最后一页，“‘听觉：沉默的共鸣。触觉：纸的纹理与重量。视觉：并列的冲击。味觉：中药的苦与未完成的甜。嗅觉：茉莉花香与硝烟味的撕裂。’”</br>他合上剧本。</br>“我母亲在槟城那八个月，每天做三件事：熬药、写信、等船。药是给我父亲熬的，但送不出去。信是给我父亲写的，也寄不出去。船等到了，但父亲没等到。”</br>他沉默了几秒。</br>“她后来告诉我，那八个月的气味，她一辈子忘不掉。中药的苦，海风的咸，樟脑丸的冲，还有夜里偷偷哭的时候，自己眼泪的腥。”</br>许鞍华的眼眶红了。</br>顾家辉摘下眼镜，用衣角慢慢擦拭。</br>赵鑫看着长桌上那张黑白照片，忽然开口。</br>“李先生，您刚才说，那间房子1980年回去看过。”</br>李光耀点头。</br>“门口那棵番石榴树，您还记得它长什么样吗？”</br>李光耀想了想。</br>“树干上有一道疤。我弟弟爬树摘果子，摔下来磕的。”</br>赵鑫从公文包里抽出一张照片，推过去。</br>是《槟城空屋》里，那个中年人膝盖的剧照。</br>特写，一道旧疤。</br>李光耀看了很久。</br>然后他把照片，放回桌面。</br>“这个镜头，我第二遍看的时候哭了。”</br>他的声音还是很平，但眼眶有点红。</br>“我弟弟摔下来那天，是我背他回家的。他在我背上一直哭，说哥我疼。我说忍忍，快到家了。他说妈会不会骂我？我说不会。他说那你能不能替我挡着？我说好。”</br>他停顿。</br>“他1950年死的时候，我没能背他。他在缅甸，我在英国。电报到了三天，我才知道。”</br>长桌安静了很久。</br>窗外园丁的剪刀声，一下一下，像在丈量时间。</br>陈启明轻轻推开门，端进来一壶新沏的茶。</br>李光耀摆摆手，示意他放下。</br>他给自己倒了一杯，端起来，没喝。</br>“赵先生，”他说，“你那个问题，我今天给你答案。”</br>赵鑫看着他。</br>“被踢出家门的孩子，怎么自己建一个新家？”</br>李光耀把茶杯放下。</br>“不是建一个家。是建一个让以后的孩子，不用再被踢出去的地方。”</br>他站起来，走到窗前。</br>“我1965年独立那天，在电视上哭，不是因为怕，是因为累。累了几十年，终于可以哭了。”</br>他转身。</br>“你电影里郑家父母写了七年信，一封都没寄出去。我母亲那八个月写的信，一封也没寄出去。我1965年以后写的信，都寄出去了。不是因为我厉害，是因为那个‘以后的孩子不用再被踢出去的地方’，建起来了。”</br>他走回桌边，拿起那份《故土之心》的拍摄计划。</br>“你们的电影，我支持。所有资料开放，所有场地优先安排。条件只有一个。”</br>他看着许鞍华。</br>“把那个地方，拍出来。不是拍我，是拍那个地方。拍它怎么从一片沼泽，变成一个有人写信、有人收信、有人回信的地方。”</br>许鞍华点头。</br>“我会的。”</br>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台北左营眷村。</br>周大山的水泥庙里，多了一样东西。</br>一张电影票根，压在关公脚下。</br>旁边是三炷香，已经燃尽，只剩三根细白的香骨。</br>他从屋里，搬出一张小马扎。</br>坐在庙门口，晒太阳。</br>收音机开着，放的是一首老歌，周璇的《月圆花好》。</br>他跟着哼了两句，跑调了，自顾自地笑起来。</br>隔壁李婶，端着一碗面线过来。</br>“周伯，冬至了，吃碗面线。”</br>他接过来，低头吃了一口。</br>“李婶，”他忽然说，“我昨儿个梦见俺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