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零年四月十五日，清晨六点。
香港启德机场国际到达厅，谭咏麟顶着两个硕大的黑眼圈，蹲在行李转盘旁打哈欠。
刚从新加坡巡演回来的他，嗓子哑得像砂纸磨铁皮。
右腿因为连续跳舞拉伤，走路时微微跛着。
助理阿强，拖着两个超大行李箱冲过来。
声音急得变了调：“伦哥！出事了！东京武道馆那边发来传真，他们要求你下个月在日本的三场演唱会，全部加入日语新歌！”
谭咏麟瞬间清醒：“什么日语新歌？我哪会唱日语歌？”
“杰尼斯事务所帮忙牵线，找了日本当红作曲家大野拓也，给你写了三首。”
阿强把传真纸塞过来，日文夹杂中文翻译。
“条件写得很清楚：如果要保留武道馆的黄金档期，就必须演唱这三首。他们还‘贴心’地附了罗马音标注和中文谐音版。”
传真末尾，是宝丽金日本分社社长铃木健二的亲笔附言：
“谭桑，这是日本市场的规则。本土化不是选择，是门票。”
谭咏麟盯着那几行字，手指捏得传真纸哗哗作响。
“我在大阪唱《水中花》时，台下日本歌迷跟着用粤语合唱，他们听不懂歌词但听得懂感情。现在要我硬唱日语口水歌？”
“不止你。”
身后传来张国荣的声音。
他今天穿一件米色风衣，手里拿着一份同样的传真，脸色平静但眼神沉郁。
“索尼唱片，给我发了合作邀约，条件是由日本制作人重新编曲《侬本多情》，加入演歌元素，演唱会用日语版本主打。他们说，‘张桑的艺术人格，需要更符合东亚审美’。”
两人对视，在清晨空荡的行李厅里。
像两棵突然被移植到陌生土壤的树。
上午八点半，鑫时代会议室。
传真纸摊了满桌，来自东京、大阪、台北、新加坡，内容惊人一致：
合作可以，但要按我们的标准改造。
黄沾一巴掌拍在桌上，震得咖啡杯乱跳：“改造？改造个屁！阿伦的骚劲是他妈娘胎里带的！lesle的冷郁是他自己熬出来的！日本佬懂个锤子！”
顾家辉推了推眼镜，声音温和但坚定。
“大野拓也的三首歌我看了，旋律模板化，和弦走向完全是日本偶像歌的流水线产品。如果阿伦唱了，就等于承认香港音乐需要日本配方。”
“但武道馆的档期，”
郑东汉眉头紧锁，“那是亚洲歌手梦寐以求的舞台。如果这次妥协，以后我们在日本的每一次演出，都会附带条件。”
所有人的目光投向赵鑫。
他站在白板前，已经写了三行字：
日本模式：标准化、可复制、安全。
香港现状：个性化、有风险、真实。
冲突点：我们要市场，还是要自己？
“这不是选择题。”
赵鑫转身，马克笔在白板上，重重画了个圈，“市场和自己，我们都要。”
他走到谭咏麟面前：“阿伦，那三首日语歌，你练了吗？”
“练个鬼！”
谭咏麟梗着脖子，“我对着罗马音念了两句，感觉自己像个白痴！”
“那就对了。”
赵鑫忽然笑了，“因为你谭咏麟的魅力，从来不是‘正确’，是‘真实’。哪怕跑调破音，歌迷会说‘你看阿伦今天又玩嗨了’，而不是‘他连音准都控制不好’。艺术从来都不可能工业化，因为工业化过后创作主体的个性，便会散失殆尽。没有个性的艺术，也配称之为艺术？”
他又看向张国荣：“lesle，如果《侬本多情》加入演歌唱腔，会怎么样？”
张国荣沉默片刻：“那首歌里‘门推开一半的犹豫’，会变成‘门彻底敞开还要摆个姿势’。”
“所以答案很简单。”
赵鑫走回白板前，在第三行字下面划了条横线，“我们不接受改造。但也不放弃市场。”
“怎么做？”许鞍华问。
“用他们最擅长的方式，打败他们。”
赵鑫的眼睛亮得惊人，“日本模式的核心是什么？是极致的专业和准备。那我们就拿出比他们更专业、准备更充分的现场，用我们自己的歌，我们自己的方式。”
他看向郑东汉：“郑哥，联系铃木健二，告诉他：谭咏麟武道馆演唱会，可以加新歌，但不是大野拓也的三首。是顾家辉、黄沾，以及谭咏麟自己，用一周时间创作的三首中日双语歌。主题？就叫《东京雨，香港风》。”
“中日双语？”郑东汉愣住。
“对。日语部分请最好的翻译，但歌词内核必须是香港的都市感。旋律要保留粤语流行曲的骨架，但编曲可以用东京最新的电子音色。”
赵鑫语速加快，“我们要证明的不是‘我们比日本强’，而是‘我们和日本不同，且这种不同有它的价值’。”
他又看向张国荣：“lesle，索尼那边，回复他们：感谢邀请，但《侬本多情》不会改。不过，我们可以合作一首全新单曲，由你和日本先锋音乐人，高桥幸宏共同创作，主题是‘孤独的东京，寂寞的香港’。要实验，就实验到底。”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然后黄沾第一个跳起来：“高桥幸宏？那个玩电子乐玩疯了的家伙？lesle跟他合作？我靠！这主意骚得我想写词了！”
顾家辉已经在纸上画旋律线：“中日双语歌的副歌部分，可以用五声音阶做基底，但节奏型借鉴涉谷系电子，”
谭咏麟眼睛发亮：“那我是不是可以在武道馆，既跳《《魔法极乐舞》》又唱新歌？我可以设计一段舞，前半段是日本舞踏的克制，后半段突然转成香港街头的随性！”
张国荣轻声说：“高桥幸宏的实验专辑我听过，他用合成器模拟都市噪音。如果结合《有心人》的情感表达，也许真的能做出‘跨海的孤独’。”
施南生快速记录，抬头问：“预算和时间？一周创作三首新歌，还要编舞、排练、和日本团队磨合，”
“钱不是问题。”
郑东汉咬牙，“宝丽金追加两百万。我要让东京看看，香港速度是什么概念。”
“时间，”
赵鑫看向墙上日历，“今天是四月十五日。五月三日，武道馆第一场。我们有十八天。”
他环视所有人：“十八天，三首中日双语新歌，一支融合舞踏的舞蹈，一次跨国实验音乐合作。还要保证《橄榄树》在台湾巡映顺利推进，徐小凤旗袍演唱会筹备，邓丽君日本录音收尾，”
“干不干？”
谭咏麟抓起桌上的冰水，灌了一大口。
把杯子重重一放：“干！我腿断了也要在武道馆跳完！”
张国荣点头：“我今晚就联系高桥幸宏。”
徐小凤摇着团扇：“我的旗袍演唱会曲目单里，可以加一首日本演歌的粤语改编版，叫《横滨月亮，香港灯》。小凤姐来教教他们，什么叫‘老歌新唱’。”
邓丽君温柔但坚定地说：“我在日本的录音，最后那首《忘记他》，不会加演歌唱腔。制作人如果不同意，我就自己租棚录。”
许鞍华笑了：“《橄榄树》台湾第一场放映，定在五月三日晚上，和武道馆演唱会同一时间。我们隔海打擂。”
威叔拄着拐杖站起来：“纪录片的日本篇，我亲自去拍。拍那些在杰尼斯体系里，熬了十年还没出道的练习生，拍他们眼睛里的光，是怎么一点一点灭掉的。”
赵鑫看着这一张张脸。
忽然想起一九七八年，那个抱着吉他走进邵逸夫办公室的下午。
那时他说“我想复兴港娱”。
现在，他们正在复兴的，是一种可能性。
一种在全球化浪潮中，保持自己声音的可能性。
一种在标准化生产线上，坚持手工温度的可能性。
一种在别人给你出考题时，自己重新定义答案的可能性。
“好。”
赵鑫走到会议室门口，拉开门。
清晨的阳光涌进来，照亮满桌的传真纸。
那些来自东京的“考题”，在光里微微发烫。
“十八天倒计时，开始。”
门外，整个鑫时代工场已经苏醒。
录音棚里，陈志文在调试新到的二十四轨录音机；
排练室，日本舞踏老师中岛晴子，正在调整镜子的角度；
创作中心，顾家辉和黄沾已经吵了起来。
关于中日双语歌的第一个和弦，该用大三还是属七。
食堂方向，飘来陈伯熬制罗汉果茶的香气。
赵鑫深吸一口气，走进阳光里。
一九八零年四月十五日，上午九点十七分。
香港广播道，鑫时代文化工场。
亚洲娱乐战争的第一个正面战场，在这里悄然布阵。
而他们的武器，不是更大的投资，更炫的科技，更标准的流程。
是十八天时间，三首新歌，一支舞。
以及一群坚信“真实比完美更有力”的疯子。
东京的考题已经发到手里。
现在，他们要交一份让出题人都意外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