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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7章 静默的收割

    91年8月19日,莫斯科政变发生的同一天,西贡。

    龙怀安面前的不是政变新闻,而是三份厚度惊人的档案册。

    封面上印着绝密标识和代号:

    《名单:核心技术领域带头人》

    共计487人,涉及学科:核物理,航天,导弹,超级计算机,潜艇静音技术。

    《名单b:未来潜力天才少年》

    共计1243人,都是全苏奥林匹克竞赛金奖得主,少年科学院成员,特殊学校天才班成员。

    《名单c:关键技术工匠与工程师》

    共计5326人,全都是精密机床操作大师,火箭发动机焊接专家,核潜艇声呐调试员。

    周海平说道:“这都是我们过去十年在中亚,远东,乌克兰设立的联合研究项目中,以合作名义接触并评估的科学家。”

    “全都经过了科学奥林匹克计划的筛选。”

    时间倒回1983年。

    九黎教育部启动“丝绸之路青年科学交流计划”,表面上是文化项目,实则是人才早期识别系统。

    九黎每年举行数学—物理奥林匹克夏令营。

    每年邀请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约200名中学生参加。

    在阿拉木图或塔什干举办。

    测试题由九黎科学院设计,表面是竞赛,实则是认知模式与创造潜力评估。

    对表现出色的学生,提供“赴九黎短期交流奖学金”。

    实际运作中,则是在进行重点观察:这些人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接受程度,家庭经济状况(贫困者优先),对现状的不满程度,语言学习能力等。

    并建立长期追踪档案。

    每个参与学生建立独立档案,记录:学术成长轨迹,家庭变故(父母失业,患病等),政治倾向变化,人际关系网络等重要信息。

    到91年,这个系统已运行八年,积累了超过5000名苏联青少年的详细档案。

    其中1243人被标记为“高潜力,高可塑性,高招募成功率”。

    ……

    90年12月,东柏林一家安全屋。

    克格勃第五总局副局长瓦列里·彼得罗夫与九黎情报官会面。

    他带来的不是情报,而是整个苏联尖端科技人才数据库的微缩胶片。

    “你有什么条件?”九黎方面问。

    “第一,政变发生时,帮我全家撤离。”

    “第二,在九黎给我一个实验室主任的位置,预算不低于我在苏联时的水平。”

    “第三,”彼得罗夫苦笑,“不要让我从事武器研究,我累了。”

    “成交。”

    这份数据库包含:

    苏联所有涉密科研单位的人员详细履历。

    每个人的政治审查记录。

    家庭关系,弱点,不满情绪记录。

    正在进行的绝密项目清单及负责人。

    “克格勃监视科学家是为了控制他们,”周海平在汇报时说,“但现在,这份监视记录成了我们招募他们的最佳指南,我们知道每个人的压力点在哪里。”

    91年8月20日,政变第二天,行动全面启动。

    九黎没有从零开始,而是激活了三条铺设多年的渠道:

    渠道一:中亚的“联合研究所”。

    阿拉木图,“中亚应用物理联合研究所”。

    这座建于87年的研究所,名义上是苏联科学院与九黎科学院的合作项目,实际上由九黎全额资助。

    所长是苏联院士伊万诺夫,但副所长,财务主管,设备采购主管全是九黎人。

    政变消息传来当天,副所长张明哲召集所有苏方科研人员:

    “同志们,莫斯科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了,研究所的经费一直来自九黎,不会受影响。但我必须告诉大家一个消息……”

    他播放了一段录音,克格勃驻阿拉木图负责人的电话截获:“一旦政局稳定,所有与外国合作项目都要重新审查,相关人员必须接受忠诚调查。”

    实验室一片死寂。

    “现在,我有一个提议。”张明哲说,“研究所在西贡设有分部,愿意继续研究的同事,可以短期交流名义前往,为期一年。”

    “期间薪资以美元支付,是现在的三倍。”

    “家属可同行,同时,我们还可以安排子女入学,并给各位提供匹配身份的住房。”

    “如果,我们不回来呢?”一位年轻研究员低声问。

    张明哲微笑:“那将是你们的自由选择。”

    “九黎永远欢迎真正热爱科学的人。”

    当天,研究所47名苏方科研人员中,38人签署了“交流协议”。

    他们不知道的是,所谓的西贡分部根本不存在,他们去的就是九黎本土。

    渠道二:远东的“技术转化中心”。

    海参崴,“太平洋技术转化中心”。

    这个中心表面上是将苏联军用技术民用化的合资企业,实则是九黎获取军事技术的渠道。

    更有价值的是:它常年雇佣约200名退休或转业的苏联军工专家作为“顾问”。

    政变次日,中心主任召集所有顾问:

    “莫斯科的银行系统瘫痪了。”

    “你们的退休金,顾问费,未来几个月可能都无法支付。”

    老专家们骚动,他们中很多人全靠这份额外收入维持生计。

    “九黎总部决定,”主任宣布,“所有顾问的合同转为九黎直接雇佣。”

    “薪资以美元现金支付,立即生效。”

    “但有一个条件……”

    “工作需要前往九黎境内的新研发基地。”

    “我们提供:全家搬迁费用,永久性住房,全套子女教育,免费医疗。”

    “以及,继续研究你们真正感兴趣的课题,而不是被官僚体系浪费余生。”

    一位曾参与“台风级”核潜艇设计的退休总工程师颤抖着问:

    “我的研究涉及国家机密……”

    “在九黎,”主任平静回答,“那将只是历史技术档案。”

    “我们关心的不是用它造潜艇,而是其中的流体力学算法,材料科学数据,系统工程思想,这些才是真正的科学,超越国界。”

    当天,132名退休专家签署新合同。

    他们带走的不仅是知识,还有私人保存的设计图纸,实验笔记,失败教训记录,这些在官方档案中永远不会记载的“隐性知识”。

    渠道三:乌克兰的“学术休假计划”。

    基辅,乌克兰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这里的科学家面临双重困境:莫斯科的混乱,加上乌克兰即将独立的未知。

    九黎的接触方式更精致:

    第一步:紧急援助。

    政变次日,九黎驻基辅的“科学文化交流处”立刻向研究所提供了10吨食品,3台柴油发电机,外加一批急需的实验试剂。

    “这些是纯粹的人道援助,不求回报。”负责人说。

    第二步:学术邀请。

    一周后,研究所收到九黎科学院发来的正式邀请函:

    “鉴于贵所在地球物理领域的卓越成就,特邀以下六位研究员赴西贡参加环太平洋地质动力学研讨会,全部费用由我方承担,可携带家属。”

    被邀请的六人,正是名单上标记的“顶尖且对苏联体制不满”的科学家。

    第三步:留下选择。

    研讨会结束后,负责人私下对六人说:

    “诸位在会议上提出的理论,在西贡引起了极大兴趣。”

    “我们有充足经费支持后续研究,如果你们愿意留下,当然,这完全自愿。”

    六人中有四人当场同意。

    另外两人有些犹豫。

    “没关系,”负责人微笑,“你们可以先回国,但请收下这个。”

    他递上两张卡片:九黎银行的匿名账户卡,每张已存入5万美元。

    “无论你们未来如何选择,这些钱能让你们和家人度过困难时期。”

    “记住账号和密码,卡片本身请销毁。”

    两个月后,犹豫的两人中,有一人带着全家“度假”时经土耳其转机前往九黎。

    他留下的纸条写道:“我不是背叛祖国,是祖国先背叛了科学。”

    ……

    91年9月,北德文斯克,绝密设计局。

    红旗勋章获得者,苏联核潜艇静音技术首席专家,安德烈耶维奇接到紧急通知:因“经费调整”,他领导的“海洋声学实验室”下月关闭,所有人员分流。

    他知道真相:政变后上台的强硬派认为“与九黎合作项目泄密”,实验室成了替罪羊。

    当晚,一位医生上门。

    医生是他三十年前的学生,现在是九黎某研究机构的医疗顾问。

    “老师,您的心脏,”学生看着心电图,“必须立即休养。”

    “我建议您去气候温暖的地方疗养,比如马尔代夫。”

    “我是涉密人员,不可能出国。”

    “如果是突发心脏病,赴国外紧急治疗呢?”学生轻声说,“救护车已经在楼下。”

    “所有文件,我们都准备好了。”

    凌晨三点,救护车驶向机场。

    飞机不是医疗专机,而是九黎航空的普通客机,但整个头等舱被包下,改装为临时重症监护室。

    起飞前,安德烈耶维奇看着窗外逐渐远去的祖国灯火,流下眼泪。

    学生握住他的手:“老师,您不是在背叛,您是在拯救知识,如果留在那里,您的知识将随着实验室一起被埋葬。在九黎,它会继续生长。”

    安德烈耶维奇闭上眼睛。

    他的行李箱里,没有衣物,只有三十本工作笔记,关于核潜艇如何在大洋中隐匿行踪的一切秘密。

    ……

    叶卡捷琳娜·伊万诺娃,16岁,全苏数学奥林匹克三届金牌得主。

    她的父亲是莫斯科大学数学教授,母亲是犹太裔小提琴家。

    91年秋天,这个家庭面临三重危机:父亲因签署反政变声明被停职,母亲因犹太身份面临新排犹浪潮,家庭储蓄因卢布暴跌蒸发80%。

    9月15日,一封来自“国际青年科学基金会”的信件送到了她的面前。

    “尊敬的伊万诺娃女士:”

    “我们荣幸地通知您,您的女儿叶卡捷琳娜,获得本年度丝绸之路科学天才全额奖学金。”

    “该奖学金包含:”

    “赴九黎国立科技大学预科班学习。(一年)”

    “通过考核后直接进入本科,专业任选。”

    “全额学费,住宿费,生活费。”

    “每年一次往返探亲机票。”

    “额外提供家庭援助金每月500美元(直接汇入指定账户)”

    母亲哭了:“这是陷阱!他们想要卡佳!”

    父亲沉默许久,说:“留在这里,她可能连大学都上不了。”

    “你知道现在莫斯科大学是什么样子吗?”

    “教授在街头卖面包,实验室暖气被切断……”

    “但那是九黎!**国家!”

    “至少,”父亲苦笑,“那里的**,还能给科学家一口饭吃。”

    一周后,叶卡捷琳娜登上飞往西贡的航班。

    送行时,父亲塞给她一本旧笔记本:“这是我未发表的函数论手稿。”

    “在苏联,它可能永远无法出版,在九黎也许有机会。”

    飞机上,叶卡捷琳娜打开笔记本,扉页写着:

    “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

    “当祖国不再需要科学时,科学家必须寻找需要科学的地方。”

    “不要愧疚,要前行。”

    ……

    维克多·彼得连科,47岁,乌克兰南方机械制造厂高级技工。

    他是那种在档案中不起眼,但在生产线上不可或缺的人。

    他能凭耳朵听出火箭发动机涡轮泵的异常振动,能用手摸出焊缝0.1毫米的错位。

    没有学位,只有三十年积累的“手感”。

    91年10月,工厂停产,他半年没拿到工资。

    某天,一位“土耳其贸易公司代表”找到他:“我们在伊斯肯德伦有个发电厂建设项目,需要高压管道焊接专家。”

    “合同期两年,月薪1500美元,现金支付,有兴趣吗?”

    维克多犹豫:“我不会说土耳其语……”

    “我们有翻译。而且,”代表压低声音,“项目实际雇主是九黎公司。”

    “如果你表现好,结束后可能获得长期职位。”

    “劳务输出”是九黎最隐蔽的招募方式:

    先以第三国项目名义招募。

    在中转国(土耳其,阿联酋,埃及)短暂停留。

    以“项目变更”为由转往九黎。

    在九黎境内提供“技术培训”,实质是长期雇佣。

    维克多带着“赚两年钱就回来”的想法签约。

    他没想到的是:在伊斯肯德伦的“发电厂”,实际是九黎的火箭发动机测试设施。

    他“焊接的高压管道”,实际是新型发动机的燃料输送管。

    两个月后,项目迁往吉隆坡,他随队前往,实际降落在九黎的航天基地。

    当明白真相时,维克多愤怒地找代表理论。

    代表平静回答:

    “维克多·亚历山德罗维奇,看看您的账户。”

    维克多查看,过去两个月,除了工资,还有一笔“特殊技能补贴”5000美元。

    “在苏联,您这样的工匠月薪相当于50美元。”

    “在这里,您的知识被真正尊重和回报。”

    “而且,”代表指向窗外巨大的试验台,“您不想看到自己焊接的管道,把卫星送上太空吗?”

    “在乌克兰,您焊接的发动机可能永远封存在仓库里。”

    维克多沉默。

    他看着试验台上那台发动机,其中燃料阀门的焊缝出自他手。

    那种完美,精确,承载着人类离开地球梦想的焊缝。

    他妥协了。

    不是为钱,是为自己的手艺还能有用武之地。

    截至91年12月31日,九黎“人才收获行动”阶段性报告:

    已转移人员统计。

    名单(核心科学家):487人目标中,已转移329人。

    包括:核物理专家41人,航天工程师87人,计算机科学家63人,导弹专家52人,其他86人。

    名单b(天才少年):1243人目标中,已转移992人。

    数学物理类612人,生物化学类193人,工程类187人。

    名单c(技术工匠):5326人目标中,已转移4874人。

    主要领域:精密加工,特种焊接,光学仪器调试,核设施维护。

    附带收获

    技术资料:约15吨纸质文件,3.2万卷微缩胶片,870盘实验录像。

    以“废金属”“二手设备”名义采购的精密仪器217台。

    通过已转移人员,获得其同事,学生,合作者名单约5000人,作为下一阶段目标。

    人均成本:约5.2万美元。

    “每花费5万美元获得一位顶尖科学家,”周海平总结,“相当于用一辆豪华轿车的价格,买到了一个可能创造数十亿价值的头脑。”

    “这是人类历史上性价比最高的投资。”

    91年11月,莫斯科,克格勃残余机构内部通报。

    “近期发现多起科研人员以非正常渠道出境案例。”

    “初步判断与外国情报机构招募有关。”

    “但由于:相关出入境管理陷入混乱,边防部队经费短缺,检查松懈,地方官员收受贿赂现象严重,部分人员持伪造文件难以识别。”

    “目前无法有效遏制。”

    “建议各科研单位加强人员思想教育,但鉴于普遍欠薪问题,教育效果有限。”

    实际上,许多苏联官员选择了默许甚至配合:

    安德烈是远东某基地后勤部主任,负责审批“退役军用设备作为废金属出口”的文件。九黎中间人找到他:

    “这批废钢铁里,我们会混入三台完好的精密机床。”

    “这是5万美元。签个字就好。”

    军官问:“机床是机密设备。”

    “很快就没有机密了,国家都要没了,机密留给谁?”

    “不如换成美元,至少能让你的孩子未来有饭吃。”

    军官签字。

    瓦连科是负责“国际交流学生”政审的官员。

    九黎方面提供名单:“这些学生申请去土耳其参加夏令营,请批准。”

    他看出名单上的学生全是数学,物理竞赛优胜者。

    “这是人才流失……”

    “每人批准,你可以获得1000美元。”

    “或者,你拒绝,他们通过黑市护照同样能走,你一分钱没有,还要被骂阻碍学生国际交流。”

    他批准了。

    崩溃的体系催生了普遍的道德妥协。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生存算计,国家利益成了最遥远的概念。

    一个帝国静静崩塌。

    另一个文明,正用从帝国灰烬中捡拾的智慧碎片,拼凑自己的上升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