卯时初刻，御史府正堂灯火通明。
景监坐在主案后，面前堆积的竹简几乎遮住身形。左手边是涉案人员名册，右手边是各级官吏考功簿，正中摊开的是新修订的《秦律·职制》，墨迹未干。
堂下站着十二名黑衣吏员，个个腰板挺直，目不斜视。这些都是御史处三年内新选拔的年轻官吏，最大的不过三十，最小的才二十出头，全凭考功升迁，与世族无涉。
“开始。”
景监翻开第一卷名册。
吏员们同时提笔。
“太师府，属官二十七人。”景监声音平静，“长史甘平，甘龙之侄，三年考功皆为下等，然历任三职皆升。查——可有舞弊？”
一名吏员迅速翻阅卷宗：“回御史，甘平任郿县丞时，县内田赋连年短缺，却报‘风调雨顺’；任少府属官时，经手铜铁损耗逾制三成；任太师府长史三年，无一件公务记录在案。”
“证据？”
另一名吏员呈上竹简：“郿县老农口供三份，证其强征余粮；少府旧账抄录，证其虚报损耗；太师府门卒证言，证其三年告假二百余日。”
景监提笔，在甘平名下画了个叉。
“革职，追缴俸禄，流放陇西戍边。”
“诺！”
“太师府主簿公孙成。”景监继续，“五年考功皆为中等，然御史处暗查，其经手文书错漏百出，常将‘河西’误作‘河北’，‘军械’误作‘农械’。”
吏员补充：“去岁冬，误发三千石军粮至北地郡，实则该发河西。致北地粮仓爆满霉变，河西军士断粮三日。”
“何故仍在任？”
“其妻乃甘龙远房侄女。”
景监又画一叉。
“革职，罚俸三年，永不叙用。”
一卷名册翻完，二十七人，革职二十一人，流放九人，罚俸十五人。剩余六人，景监仔细看了考功记录，皆是底层文吏，平日只做些抄写杂务，与甘龙并无深交。
“这六人，”他放下笔，“调至文书库，暂留观察。若三年内无过，可按考功正常升迁。”
“御史，”一名年轻吏员迟疑，“是否……太严？二十七人只留六人，恐惹非议。”
景监抬眼看他：“你叫王贲？去岁考功第一的那个？”
“是。”
“那我问你，”景监指着案上新律，“《职制》第一条是什么？”
王贲挺胸：“‘官吏之任，唯才是举。徇私舞弊、渎职无能者，罢黜不贷。’”
“甘平无能否？”
“无能。”
“公孙成渎职否？”
“渎职。”
“那便依法办事。”景监声音冷硬，“非议？若要非议，让他们来御史处，看这些卷宗、口供、物证。新法立了十年，若连御史处都不敢依法，这法不如废了。”
王贲肃然：“下官明白。”
“继续。”
第二卷是杜挚一党。这一卷更厚，牵扯的也不止杜府属官，还有这些年通过杜挚关系爬上来的各处官吏——县丞、仓吏、税官、狱掾……林林总总，一百三十四人。
景监看得极细。每翻一页，必问三事：此人如何入仕？历年考功如何？有无实绩？
若是凭杜挚举荐入仕，但考功优异、确有政绩的，他会在名旁画个圈：“留任观察，降职一级，三年内不得升迁。”
若是凭关系入仕，又无才能的，直接画叉：“革职，追缴非法所得。”
若是既无关系又无才能，纯粹尸位素餐的，他批得更重：“革职，罚没家产，子孙三世不得入仕。”
堂中只有翻动竹简的沙沙声，和偶尔的问答。
窗外天色渐亮。
第三卷是关西世族安插在各衙门的子弟。这一卷最麻烦——人数最多，牵扯最广，许多人与甘龙、杜挚并无直接往来，只是族中长辈与世族交好，便得了官职。
景监处理得格外谨慎。
他让吏员调来这些人的历年公务记录，一桩一桩核对。
“这个赵括，”他指着一个名字，“任泾阳县丞三年，修渠两条，垦田千亩，县赋年增三成。考功皆为上等。”
“但他是赵氏家主赵亢之子，赵亢与杜挚有姻亲。”吏员提醒。
“那赵括本人，可与杜挚有往来？”
“查无实证。其公务记录显示，三年只在岁末回栎阳述职，述职完毕即返泾阳，从无宴饮交际。”
景监沉吟片刻，在名旁画了个三角——这是暂留待议的标记。
“这个孙礼就不行了。”他翻到下一页，“任蓝田县尉，两年内辖地盗案增五成，自己倒盖了三进宅院。查，家产来源。”
吏员早有准备：“其宅院建材与少府去年失窃的官木印记相同。其妻首饰中，有杜府女眷丢失的玉簪。”
“证据确凿？”
“人证物证俱全。”
“拿下。”景监画叉，“革职下狱，家产充公，按律论罪。”
如此这般，一卷卷过。
日上三竿时，堂外忽然传来脚步声。
卫鞅走了进来。
景监起身行礼，卫鞅摆手，走到主案旁，看了看堆积如山的竹简：“如何？”
景监递上已经批阅的名册。
卫鞅快速翻阅，目光在那些叉、圈、三角上停留。看到赵括的名字时，他顿了顿：“此人你打算如何处置？”
“才堪用，身世有瑕。”景监坦言，“下官犹豫。”
“才堪用，便用。”卫鞅放下名册，“新法要立信，就得让天下人知道——在秦国，有才者上，无能者下，与出身无关。赵括若有才，便让他继续做县丞，做得好，还可升迁。但若其父赵亢涉案……”
他看向景监：“赵亢如何？”
“赵亢收受杜挚贿赂，证据确凿，已下狱。”
“那便依法处置赵亢。”卫鞅道，“赵括若因此怨恨朝廷、渎职怠政，再罢不迟。若他能大义灭亲、继续勤政，便是可造之材。”
景监若有所思，提笔将赵括名旁的三角改成了圈。
卫鞅继续往下看，忽然指着一个名字：“这个车英，你怎么没批？”
车英，原为栎阳城门尉，出身寒微，因三年前缉拿一伙跨国盗匪有功，升任校尉。此案中，正是他带人截住了试图逃出城的杜府心腹。
景监笑道：“此人下官想留给左庶长亲自看。”
他递上车英的卷宗。
卫鞅翻开。里面记录很详细：车英，二十八岁，郿县车家村人，父母皆农。十五岁入卒伍，因作战勇猛，五年升什长。后调入城防军，从普通士卒做起，三年升城门尉。任城门尉期间，修订城门查验流程，查获走私七起，抓捕逃犯十三人。去岁考功，全秦城门系统第一。
卷宗里还夹着几份车英自己写的文书——关于城防改良的建议，字迹工整，条理清晰。
“他识字？”卫鞅有些意外。寒门子弟，能识字的不多。
“自学的。”景监道，“他说当什长时，见军中文书往来，自己不识字吃亏，便找老卒学，用树枝在地上练。三年，能读能写。”
卫鞅点头，将卷宗放下：“此人可用。你觉得该任何职？”
“下官以为，”景监认真道，“可任栎阳令。”
栎阳令，掌管国都治安、刑狱、市易，是极重要的职位。前任栎阳令在此案中失职，已被罢黜。
卫鞅沉吟：“他才二十八岁，资历尚浅。”
“但才能足够。”景监坚持，“左庶长，新法要立，就得用新人。旧人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车英这样的，身家清白，全凭军功政绩上来，用着放心。”
卫鞅想了想，提笔在车英名旁写了四个字：“可任栎阳令，试用半年。”
他继续往下看，又挑出几个名字：王贲、李瑶、司马靳……都是这些年从卒伍、小吏中冒出来的年轻人，有实绩，无背景。
“这些人，”他圈出来，“全部调入御史处，由你亲自带。三年后，派往各郡县任长吏。”
景监眼睛一亮：“左庶长是要……”
“朝堂清洗，不能只清不补。”卫鞅站起身，走到窗边，“罢黜一百个旧吏，就得提拔一百个新吏。而且要是真正有才、能干实事的新吏。否则官位空了，政务瘫痪，变法就成了笑话。”
他看着窗外渐渐热闹起来的街市：“甘龙、杜挚倒了，关西世族伤了元气，这是变法的机会。抓住这个机会，把秦国官场从头到尾换一遍血。换上一批年轻、敢干、懂新法、心里装着百姓的官吏。”
他转身，目光锐利：“景监，这件事，你来办。我给你三个月，把各衙门该罢的罢干净，该提的提上来。三个月后，我要看到一个不一样的秦国朝堂。”
景监肃然：“诺！”
卫鞅走了。
景监重新坐下，看着那些被圈出的名字，心中涌起一股热流。
王贲，二十岁，原为狱吏，因破获一起连环盗窃案升任御史属吏。此人细心，卷宗里一个错字都能挑出来。
李瑶，二十五岁，原为县仓吏，任内粮仓损耗全郡最低。她是个女子——这在秦国官场极为罕见，但因才能出众，破格录用。
司马靳，二十二岁，原为边关斥候，因带回重要军情立功调回栎阳。他熟悉河西地形，通魏语，擅侦查。
还有车英、赵括……
这些年轻人，最大的不过三十，最小的才二十。没有显赫家世，没有复杂背景，全凭自己一刀一枪、一字一句挣出来的前途。
现在，机会来了。
景监提笔，开始草拟任命文书。
“擢车英为栎阳令，试用半年，俸禄八百石……”
“调王贲任御史处案牒司主事，秩六百石……”
“任李瑶为少府仓曹丞，主管国仓储粮……”
“命司马靳组建边情司，隶属御史处，专司境外情报……”
一份份文书写好，盖印，封存。
他知道，这些任命一旦公布，会在朝堂掀起怎样的波澜。那些还留着的世族官员，会如何反弹。
但没关系。
新法的刀已经磨了十年，该见血了。
甘龙、杜挚只是开始。接下来，是整个秦国官僚体系的重塑。
他放下笔，揉了揉发酸的手腕。
窗外，夕阳西下，将御史府的影子拉得很长。
而新的太阳，明天会照常升起。
照在那些年轻面孔上，照在那个即将焕然一新的朝堂上。
景监站起身，走出正堂。
吏员们还在忙碌，竹简堆成小山。
“今日就到这儿。”他吩咐，“都回去歇息，明日卯时，继续。”
“诺！”
众人散去。
景监独自站在廊下，看着渐暗的天色。
他想起了十年前的自己——也是寒门出身，也是凭着一腔热血投身变法，从一个小吏做起，一步步走到今天。
十年，多少人倒下了，多少人退却了。
但总有人前赴后继。
因为这条变法之路，虽然血腥，虽然艰难，虽然每一步都踩着荆棘——
但它通向的，是一个更强的秦国。
一个庶民能凭军功封爵、寒门能凭才学入仕、法度严明、赏罚公正的秦国。
这就够了。
他深吸一口气，转身回房。
灯亮了，又一夜。
而栎阳城外的官道上，车英刚刚结束一天巡防，正骑着马往回走。他还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即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他只是觉得，今夜的风，似乎比往日清爽些。
马儿打了个响鼻，加快了脚步。
前方，栎阳城楼的灯火，在夜色中温暖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