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国家递交申请的消息传出后，拉美地区跟进的很快。
先是外交系统内部的文件开始流转，随后是经济部门和能源机构加入评估，再之后，几份措辞克制的申请文件被陆续送出。
一些国家先递交意向函，要求进入磋商程序；另一些则直接提交正式申请，随文附上产业与能源合作清单。
从结构上看，拉美与非洲相似——同样依赖资源出口，同样长期承受价格波动带来的压力。但在革联体的问题上，拉美各国的关注点明显不同。
在非洲，多数讨论围绕“如何建立基础能力”。铁路、电网、港口、粮食体系被放在首位，安全议题与发展议题被并列处理。加入革联体，意味着把尚未成形的国家能力嵌入一个外部协同结构中。
而在拉美，这些国家拥有相对完整的行政体系和城市网络，能源、矿产和农产品出口规模稳定，问题不在于是否具备生产能力，而在于如何摆脱单一出口结构。
会议记录中反复出现的词汇是“附加值”“产业升级”“价格主导权”。
在一些能源出口国，经济顾问对革联体提出的联合工业布局格外关注。讨论集中在炼化、材料加工和装备制造是否被纳入联合体内部协作，而不是继续作为分散的国家项目存在。他们关注的不是资源能否卖出，而是谁决定资源被如何使用。
在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讨论重点落在长期合同与价格稳定机制上。过去的经验表明，短期市场波动足以摧毁多年规划。革联体提出的协调结构被视为一种可能的缓冲工具，但同时也引发了关于自主权的讨论。
农业出口国的关切则更加具体。关税接口、检疫标准、运输通道成为谈判焦点。与非洲不同，拉美国家并不急于扩大耕地规模，而是关注市场准入和物流成本。加入革联体，意味着农业不再单独面对全球市场，而是被纳入更大的分配与协调体系之中。
还有一个问题被反复提起——金融。
拉美国家对金融体系并不陌生，相反，他们对此过于熟悉。
熟悉到几乎每一次危机，都沿着同一条路径发生。
资源出口带来短期外汇流入，汇率被推高，资本迅速进入金融体系，银行资产表在短时间内膨胀。
表面上看，信贷充裕，市场活跃，财政数字改善，但工业部门的成本同步上升，出口结构进一步单一化。
金融体系看似强健，实体经济却被挤到边缘。
紧接着，随着国际利率调整，外部环境发生变化。
大宗商品价格回落，资本开始撤离。
此前被鼓励进入的短期资金迅速转向，汇率承压，央行被迫动用储备维持稳定。
金融市场收缩，信贷冻结，原本依赖外部融资运转的企业接连倒下。
损失被留在国内，收益却早已转移。
对许多拉美国家而言，它们的金融体系长期以来更像是一道开放的伤口。
债务结构的设计、结算货币的选择、评级体系的调整，往往并不掌握在拉美国家自己手中。
国际资本可以通过金融工具完成抽离，却无需承担社会成本。
通胀、失业和财政紧缩，则被转嫁给地方政府和普通家庭。
每一次“调整”，都意味着一次重新分配，而结果几乎从不有利于资源输出国。
这种经验并非个别国家独有。
在不同时间、不同政治周期里，类似的场景在拉美反复出现。
金融体系一旦被高度外向化，就很难再成为发展工具，而更像是一条持续失血的通道。
即便政府更替、政策转向，这条通道也很少被真正封闭，只是换了新的名目继续存在。
正因为如此，当革联体提出“协调结算”“共同金融接口”“长期资本安排”这些概念时，拉美国家的反应并不急切，却异常认真。
讨论并未集中在是否引入外部资本，而是集中在金融体系是否还能被重新锚定在实体经济之上。
对他们而言，真正需要的是避免重演旧有秩序中的故事。
尽管顾虑不同，申请仍在推进。
各国政府并非在同一时间作出决定，也很少有人表现出笃定的姿态。
内部讨论往往持续数周，有些甚至更久。财政部门反复测算风险敞口，央行提交保留意见，外交系统在不同版本之间来回修订措辞。会议记录被反复更改，某些段落被删去，又在下一版中重新出现。
但文件最终还是被签署了。
原因并不复杂。
旧的路径已经被完整走过——金融开放、资本自由流动、市场自我调节，这些词汇在过去几十年里被反复使用，结果同样反复出现。
即便最谨慎的管理，也难以避免在某个周期节点被外部变化击中。
对许多国家来说，继续沿着这条路线前进，并不比尝试新的结构更安全。
因此，当革联体的框架出现时，它并未被当作答案，而被视为一次机会。
一名参与评估的官员在内部会议上这样形容：“这不是一次押注成功的选择，而是一次避免必输的尝试。”
这句话没有被写进任何文件，却在多国的讨论中以不同形式出现。
所谓“再赌一次”，并不意味着盲目乐观。
拉美国家在递交申请时，往往附带了详细的保留条款。金融接口的权限范围被标注得极为清晰，资本流动的条件被写成阶段性安排，任何可能影响本国金融稳定的条款，都被要求留出重新评估的窗口。
它们不是全盘接受，而是带着经验进入谈判。
拉美国家向来如此——只是往往，它们并不具备谈判的资格。
但即便如此，决定本身仍然意味着承担风险。
加入革联体意味着不再完全依赖旧有金融体系的规则，也意味着部分决策将被放进一个更大的协调结构之中。
对任何习惯于独立应对外部冲击的国家来说，这都是一次结构性的调整。
正因如此，这种选择更像是一种集体性的判断。
不是相信未来一定更好，而是确认现状已经没有继续消耗的空间。
不是对新结构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是对旧秩序的结果足够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