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判并不是在一个象征性的地点进行的。
没有选择首都，也没有选择任何一方控制下的标志性城市。
会面地点被放在芝加哥一处已经恢复运转的交通枢纽附近，旧工业区改造而成的行政楼，窗外能看到仍在运转的装卸线和缓慢移动的货运列车。
格洛丽亚抵达时，现场已经完成了三轮安全检查。
虽然美人解已经取得了军事上的绝对优势，但她的随行人员的数量却很少，只有功能明确的安保与记录人员。
她没有刻意回避镜头，也没有试图制造画面感，仿佛这只是一次必要的工作行程。
托马斯·鲁索稍晚到达。
他的车队规模同样没有展示武装力量，随行人员中既有军方背景的人，也有地方行政代表。
进入会议区域前，双方完成了最后一次流程确认。
武器集中存放，通讯设备统一管理，记录系统由双方人员共同监督。
步骤不复杂，但执行得很仔细。
会议室本身被设计为完全服务功能。
长桌、灯光与隔音墙构成了全部空间结构。
墙面保持空白，只保留一块实时运行的能源与物流状态屏幕，上面滚动显示着正在恢复中的生产数据。
格洛丽亚进入会议室时，姿态克制而明确。她没有试图占据空间，也没有表现出示弱的倾向。
她带来的文件以数据摘要和执行清单为主，内容集中在产能、运输、粮食与治安。她将这次会面定义为一次底线校准，而非理念展示。
托马斯·鲁索的准备方式呈现出另一种重心。他的资料集中在土地、农业、人口流动和地方秩序上，讨论对象并非宏观规划，而是具体到区域层面的现实问题。
这些问题无法通过一次中央决策解决，却足以拖慢任何恢复进程。
会议室的门关上之后，短暂的沉默先占据了空间。
格洛丽亚先开口，她的声音不高，却足够稳定，语速刻意放慢，像是在给每一个词留出落地的时间：“在正式开始之前，我需要先确认一件事。”
“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并不是为了重新解释战争发生的原因，也不是为了给过去的选择贴上新的标签，如果我们仍然试图在历史里寻找道德优势，那么这次会面本身就没有继续下去的意义。”
托马斯·鲁索没有立刻回应，他翻了一页面前的文件，又合上，像是在确认自己不需要那些数据。
“我同意这一点，如果继续讨论谁先开枪、谁先越线，那我们会把时间耗在已经无法改变的事情上，而我更关心的是，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这片土地接下来还会被消耗多久。”
格洛丽亚点了点头，没有接话，而是顺着这个方向继续推进：“战争已经证明了一件事，极端路线在动员阶段或许有效，但在维持阶段只会制造更大的断裂，我们曾经因为安娜其主义者的罢工和占厂行动，被迫停下整条军工生产线，那不是一次象征性的抗议，而是直接让前线断供，让士兵为后方的政治姿态付出代价。”
托马斯的表情没有变化，只是略微向后靠了一点：“我们看到的东西不同，但结论很接近，在中部地区，核武之师因为内部路线分歧，对本地居民动手，他们污染土地，用恐惧维持秩序，结果是整个区域在战术上被控制，在现实中却彻底失去了未来。”
“所以我们现在面对的不是左右之争，而是一个更简单的问题，社会是否还能承受下一轮试验，如果不能，那么某些路线就必须被排除，无论它们在理论上多么完整。”
“我不期待你们放弃社会主义方向，你们也不可能期待我们接受全面收编，但如果继续让极端派决定节奏，那么无论谁最终占据象征位置，留下的都会是一片无法治理的废墟。”
格洛丽亚轻轻敲了一下桌面：“这正是我们今天能坐在这里的前提，我们可以继续在意识形态上分歧，但我们必须先承认一个事实，经济恢复是所有政治选择的边界条件，只要生产无法恢复，所有价值讨论都会迅速变成争夺残余的斗争。”
托马斯点头，“制造业、农业、运输，这些东西不带立场，但它们决定了社区是否存在，如果工厂不开，农产品卖不出去，年轻人离开土地，那么再纯粹的政治口号，也只能在空城里回响。”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接受你们提出的混合结构经济模式。”
“只要土地还在家庭手里，只要农业不被当作短期收益工具，只要地方社会还有自我运转的空间，我们并不反对中央在关键行业上发挥作用，事实上，在战争中，我们已经依赖过这种调度能力。”
“庞大的国有产业在没有竞争的温室里会变成迟钝的机器，而完全放任市场只会让资源集中到最不需要承担后果的人手中。”
格洛丽亚抬眼看向他：“家庭和社区的问题也是一样的，一旦这些最低层的稳定单元被按照极左翼的构想拆解，国家就必须承担所有风险，而这是任何政权都负担不起的。”
“只要生产恢复，只要土地还能继续使用，只要社区还能正常运转，很多分歧都有时间慢慢解决。”托马斯的语气放松了一些，“制造业、农业、运输，这些领域先恢复，其他问题自然会找到位置。”
“我们不需要在今天解决所有问题，只需要确认接下来哪些事情可以推进，哪些事情不再互相试探。”
“这已经足够让很多地方喘一口气了。”
“没错。”
会议继续推进时，话题自然地从“先做什么”滑向了“由谁来做”。
格洛丽亚没有立刻提“联合政府”这个词，而是先把一页文件推到桌面中央，语气保持在工作层面：“如果这些恢复项目要同步展开，就需要一个能够跨区域、跨体系协调的结构，否则我们会在执行阶段彼此卡住，这不是谁让步的问题，而是效率问题。”
托马斯看了一眼文件，没有急着接过来，而是先回应判断：“中部地区已经习惯多头协作，只要职责边界清楚，地方不会对新的结构产生排斥，真正需要避免的是指令重叠和象征性架构。”
这句话一落，会议桌旁的气氛明显松动了一些。
一名来自美人解的经济协调官随即开口，语气谨慎，却并不防备：“我们设想的不是意识形态合并，而是功能性联合，中央层面负责财政、能源、交通与重工业的统一调度，地方事务由原有行政网络继续运作，只在关键节点进行对接。”
爱国者阵线的一名地方代表接过话头，声音低沉而平稳：“如果地方财政拥有明确配额，农业与土地政策保持连续性，那么这种结构在社区层面是可接受的，甚至能减少摩擦。”
托马斯听到这里，微微点头，语调放缓了几分：“我们关心的从来不是头衔，而是能不能继续做事，如果联合政府意味着规则清楚、责任明确，那么它对地方来说只是另一个协调平台。”
格洛丽亚顺势把话说得更直一些：“我们同样不打算把联合政府塑造成胜利象征，它更像是一种过渡结构，用来处理重建期间不可避免的交叉问题，等到体系稳定，再讨论长期安排。”
她话音刚落，美人解一侧的治安事务负责人补充了一句，语气甚至带着一点轻松：“从我们的角度看，只要联合结构能够明确排除极端派进入决策链条，很多技术问题都只是时间问题。”
爱国者阵线那边有人低声应了一句：“这一点，我们的立场非常一致。”
“我们只想过正常的生活。”
桌面上的讨论开始变得具体。
条款被一条条提出，又被迅速修正。
联合委员会的权限范围被反复限定，避免无限扩张；地方代表席位的比例被讨论得异常细致；军事力量的协作方式被刻意放在后段，优先处理民生与经济事务。
格洛丽亚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对方的担忧并没有她预想中尖锐。
很多要求并非意识形态防线，而是操作层面的安全感。
托马斯同样发现，美人解提出的条件并未包含清算或同化的前置条款，更多是在防止体系失控。
某个时刻，一名记录人员停下笔，抬头确认了一次刚刚达成的表述，会议室里短暂地出现了一种近乎日常的安静。
托马斯轻声说道，像是在总结，又像是在自嘲：“如果早一点把话题放在这些事情上，也许很多地方不用付出那么大的代价。”
“战争把能留下来的人都筛了一遍，剩下的，大多已经学会怎么避免最坏的结果。”
双方的印章同时按下，文件上的头条十分醒目——“亚美联合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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