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木仑，这又是谁？”录音棚里弥漫着隔音棉特有的微尘气息，瀬戸内蓮松开搭在混音推子上的手指，完全无法接受这个结果。他输了。当然，输并不可怕，毕竟山田先生比他强，照样输给了余惟，...凌晨两点十七分，微博热搜前十里，《第九个春天》还没踪影，但《九儿》已经爆了。不是“爆”，是炸——像一捆浸了汽油的高粱秆被扔进火堆，轰地一声，火星子直冲云霄，烧得整个华语乐坛的夜空都亮了一角。最先破圈的是一段十五秒短视频：唢呐声起，镜头从申羽桐攥紧的左手缓缓上移，指甲掐进掌心，指节泛白；她闭着眼，喉结微动，气息沉入丹田，再往上顶时，声音不是从嘴里出来的，是从肋骨缝里、从脚底板里、从黄土深处拱出来的。最后那个“天”字落音，唢呐骤然撕开长夜，而她没睁眼，睫毛却颤了一下，像被风吹弯的麦穗。这条视频转发量三小时破八十万，评论区刷屏的不是“好听”，而是“我跪了”“我妈在厨房听见直接放下锅铲跑出来”“我爷爷说这调子他六十年没听过，但一听就懂”。更绝的是，有人扒出申羽桐工作室三年前发过一条冷帖：《关于演唱风格的自我质疑》。底下附着一张手写稿照片，字迹清瘦，写着：“总怕太‘雅’，怕离土地太远。可土地从不挑人，它只认真心。”没人想到，三年后，她真把“真心”烧成了火种。而山田隆一那边，沉默得异常。东京时间凌晨四点，樱花音乐网后台监控显示，《第七个春天》首播三小时内播放量达127万，数据漂亮，但完播率只有41.3%——前两分钟流失率高达68%。有资深乐评人在推特发了条意味深长的截图：同一时段，《九儿》完播率92.7%，用户平均单曲循环次数4.8次，弹幕密度峰值达每秒37条，其中重复最多的一句是：“这哪是唱歌，这是把命钉在音符上。”山田隆一没回应。他助理在内部群发了张图：凌晨三点的录音室，他坐在钢琴前，没开灯，手机屏幕亮着，正反复播放《九儿》最后一分钟。画面角落，散落着几张揉皱的乐谱，最上面那张，用红笔狠狠划掉了一个和弦进行，旁边批注三个字：“不够痛。”叶盛禹是在清晨六点接到协会紧急电话的。对方语气发虚：“叶老，中日音协联合评审组刚开完会……他们提了个新方案。”“说。”“原定‘双轨并行’赛制不变，但最后两首歌的打分权重，从各占15%上调至各占25%。且新增‘文化辨识度’与‘情感穿透力’两项独立指标，由五位国际评委背对屏幕盲听打分，满分各十分。”叶盛禹捏着电话，望向窗外。天刚蒙蒙亮，楼下一棵老槐树正在掉皮，灰褐色的树皮裂开缝隙，底下渗出青白的新皮，像一道愈合中的旧伤。“谁提的？”“山田隆一。”电话那头顿了顿，“他还说……如果华语乐坛觉得不公平，可以拒绝。但若接受，他就撤回自己提交的第二首歌——换一首，专为《九儿》写的回应。”钟箐端来一杯温水，看他盯着窗外发怔，顺手把水杯放在窗台芦荟盆边。水汽氤氲，叶片上夜露未干，折射出细碎光点。“他慌了。”她说。“不。”叶盛禹摇头，终于开口，“他是醒了。”他转身从书柜底层抽出一本硬壳册子，封面烫金已磨得发白，印着四个小字：祁家手记。翻开第一页，是祁洛祖父的笔迹：“唱戏不是唱嗓子，是唱命根子。命根子在哪？在脚跟，在腰眼，在咽不下又吐不出的那一口血里。”他指尖抚过纸页，声音很轻：“山田隆一听得懂这个。”果然，当天中午，樱花音乐网发布通告：《第七个春天》将不再参与最终评分，山田隆一宣布退出本次中日音乐对话项目，并附上一封手写信扫描件。信纸是淡青色的，字迹工整如刻，末尾一行墨色略重：“我毕生追求‘无国界之声’，今日方知，最无界的声，恰恰扎根于最具体的土地。贵国歌手所唱之‘九儿’，非我所能及。此非技不如人，乃心未至也。”信没发到中文媒体，是申羽桐的经纪人林薇在整理海外舆情时偶然发现的。她立刻截了图发给余惟，附言：“山田老师这封信，比我们所有公关稿都狠。”余惟正在录音棚混音。耳机里还响着《九儿》最后一遍母带，唢呐尾音如余烬明灭。他看完消息，摘下耳机，没说话，只是把混音台上的推子全部拉满，让那一声悠长悲怆的“天——”在密闭空间里撞出七次回响。然后他拨通祁洛电话。“喂？”“祁洛。”余惟声音沙哑，像刚熬过一场雪，“你爷爷当年，在西北窑洞里教学生，是不是也这么教的？”电话那头静了三秒。远处有风声，还有隐约的驴叫。“嗯。”祁洛说，“他让学生蹲着唱，膝盖不能离地，腰必须挺直，嗓子眼儿要松，但气得往下坠——坠到脚心，再从脚心往上顶。顶一次，算一声；顶十次，才算进门。”“所以你让申羽桐穿布鞋录歌。”“对。”祁洛笑了一下，“她第一天磨破三双袜子。”余惟也笑了，忽然问：“那山田隆一那封信，你怎么看？”“他写得对。”祁洛声音沉下来，“但他漏了一句——土地不认国籍，只认脚步。他踩在日本的土壤上，想听懂中国的哭声，得先学会跪下去，用耳朵贴地听。”两人同时沉默。录音棚外，城市正苏醒，车流声渐稠，而耳机里，那声“天”还在绕梁。下午三点，中日音协联合新闻发布会召开。叶盛禹作为中方首席代表登台，没讲套话，只放了一段音频——不是《九儿》，而是《第七个春天》最初demo版里被删掉的副歌小样。那段旋律极简，仅用一把三味线伴奏，山田隆一本人清唱，日语歌词翻译过来是：“我站在海这边，数你那边的麦浪。”全场静默。连记者都没举相机。叶盛禹摘下眼镜，用衬衫下摆擦了擦镜片：“山田先生这首小样，我们听了。他想跨海，我们不拦。但跨海之前，得先看清自己脚下的礁石，也得摸清对岸的潮汐。”发布会结束，余惟收到祁洛一条微信，只有一张图：黄土高原沟壑纵横的地图，其中某处被红圈标出，圈旁手写小字：“我家窑洞，面朝东南。你听《九儿》时，风是从这儿吹过去的。”当晚，余惟独自留在录音棚，把《九儿》母带导出，剪掉所有混响，去掉所有后期润色，只留人声与唢呐干声。他重新编排节奏，在唢呐间奏处插入十秒空白，再在第十秒零三毫秒的位置，轻轻叠进一段采样——是清晨六点，叶盛禹家楼下那棵老槐树剥落树皮时，细微的“咔”一声。这版《九儿·赤版》没发平台，只发给了十八个人：祁洛、申羽桐、钟箐、叶盛禹、林薇、山田隆一……以及十七位过去三十年里，在县城礼堂、煤矿俱乐部、乡村小学操场上，用破喇叭、铁皮箱、二手功放，为普通人唱过歌的人。其中一位叫周建国的退休音乐教师，在黑龙江漠河，零下四十度的夜里，用冻僵的手指按下播放键。音箱嘶啦作响，他听着听着，忽然起身，从炕席底下摸出一个油纸包，一层层打开，露出半截断了哨片的唢呐。他呵了三口气在哨片上，试了七次音，终于吹出第一个音。隔壁邻居听见，推开窗喊：“老周！你又吹《九儿》？”“不。”周建国对着呼啸的北风说，“我在吹……回声。”此时此刻，东京涩谷一间公寓里，山田隆一正伏案写谱。桌上摊着《第七个春天》全曲手稿，他正用铅笔在副歌下方，工工整整补写一行新词，日语，汉字与假名混写：“风自东方来，携麦香与火种——请等我学会跪着听。”而北京，申羽桐蜷在沙发里，手机屏幕亮着，是粉丝做的二创视频：《九儿》旋律混搭敦煌壁画飞天乐谱残卷，琵琶轮指化作驼铃，箜篌滑音模拟沙鸣，当唢呐声起，壁画上飞天衣袂翻涌，手中琵琶竟真迸出金石之音。视频末尾，一行字缓缓浮现：“有些歌不用出国，它自己会走。”她看着看着，忽然抬手抹了下眼角。不是哭，是笑。笑自己三年前那张手写稿上“怕离土地太远”的傻气，笑此刻胸腔里奔涌的、滚烫的、毫无保留的踏实。原来所谓“雅俗共赏”，从来不是把高粱酿成红酒，而是让红酒懂得高粱根须扎进泥土的深度。凌晨一点，余惟关掉录音棚灯，锁门前，他对着空荡荡的控制台说了句：“谢了。”没人应他。只有空调低鸣，像一声悠长的呼吸。他走出大楼，初春夜风扑面，带着尚未融尽的凉意。街角便利店还亮着灯，玻璃门自动开启，风铃叮咚。他买了一瓶冰镇北冰洋，拧开盖，气泡嘶嘶升腾。抬头时，看见对面大厦LEd屏正滚动播放公益广告：一群孩子在梯田上奔跑，镜头掠过他们沾泥的球鞋、甩动的麻花辫、被风吹起的作业本——本子上，稚拙的铅笔字写着：“我的家乡，有九儿，有高粱，有不会弯腰的唢呐。”余惟仰头灌了一大口汽水，甜味炸开，气泡在喉咙里噼啪作响，像无数细小的、倔强的鼓点。他忽然想起祁洛说过的话：“土地不挑人，它只认真心。”那真心，不在云端，不在热搜第一，不在金唱片奖杯的镀金纹路里。它就在这口汽水的气泡里，在申羽桐磨破的袜子里，在山田隆一删掉的和弦里，在叶盛禹擦眼镜的衬衫下摆上，在周建国冻僵手指按响的唢呐哨片上，在孩子们作业本被风吹起的一页纸里。它粗糙，它滚烫，它带着土腥气，它拒绝被驯服。它只是活着，像高粱一样活着——哪怕被割倒，根还在地里，等着下一个春天，再烧一场燎原的火。余惟站在街边，喝完最后一口北冰洋。瓶身凝结的水珠顺着他手腕滑下，凉得真切。他抬手，把空瓶子精准投进二十米外的蓝色回收箱。“哐当”一声脆响。像一声锣，在寂静的夜里，敲得很清，很重，很准。风更大了，卷起地上几片枯叶，打着旋儿往前跑。余惟没回头，只是把双手插进外套口袋，朝地铁站走去。口袋里，手机震动了一下。是祁洛发来的消息，只有一张图：窑洞土墙上，用炭条新画的一幅画。画中女子立于高粱丛中，仰面而歌，发丝飞扬，而她脚下，深深浅浅的脚印蜿蜒向远方——每个脚印里，都盛着一小汪清水，水面倒映着同一个月亮。余惟停下脚步，点开图片，放大，再放大。直到看清那月光在水洼里的涟漪。他忽然觉得，这城市今夜的风，好像比昨夜暖了一点点。而明天，太阳照常升起。照在高粱上，照在唢呐上，照在所有不肯弯腰的脊梁上。也照在他刚刚投进回收箱的那个空瓶上。瓶身反光里，有他自己的影子，也有无数个影子，正从不同方向走来，脚步踏在同一个节拍上。咚。咚。咚。不是鼓点，是心跳。是土地的心跳。是九儿的心跳。是余惟，是申羽桐，是祁洛，是叶盛禹，是钟箐，是山田隆一，是周建国，是漠河的雪，是敦煌的沙，是东京的雨，是北京胡同里晾衣绳上滴落的水珠，是所有未被命名、却始终搏动的，中国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