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在后宫的两位太后向神宗皇帝控诉新法的同一时段，开封城里还有一个人也在为废除新法而殚精竭虑地忙碌着。此人便是备受旧党的史官大力称颂的郑侠，但他的身份仅仅只是一个负责守城门的芝麻小官——监安上门。别看此人官小，可他却完成了司马光和文彦博等人费尽口舌和心力也没能完成的任务，王安石这次罢相就是倒在了此人的手上。
郑侠（公元1041年—公元1119年），字介夫，福州福清人，宋英宗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的科考进士。
此人说来还得算王安石一手栽培起来的学生，当年王安石在江宁府为母守丧期间听闻郑侠勤奋好学便特意接见了他。先不说王安石当时的官场地位如何，单单就是以他当时在文学界和思想界的地位和影响力就足以让郑侠对其仰慕不已。王安石通过这次会面也是对郑侠欣赏有加并勉励其要刻苦学习以求他日成为国之栋梁，为此次王安石还特意让他的学生杨骥前去清凉寺与郑侠一道读书。
考中进士后，郑侠被授官为将作郎、秘书省校书郎，在王安石进京担任参知政事并开始着手进行变法时，他也没有忘记自己当年所收的这个学生。郑侠因此得到了出京挂职锻炼的机会，他被调任为光州（今河南省潢川县）司法参军，主管当地的刑狱诉讼。郑侠在光州一边勤恳地工作一边还不时地与王安石就工作和生活问题保持书信往来，而他给王安石提出的各种上请也几乎全被王安石批准。于是乎，郑侠一时间对王安石可谓是感恩戴德立志要对其极尽效忠。
任期届满之后，郑侠又被调入京城，王安石本来准备对其予以越级提拔让他参与到变法大业中来，但郑侠以自己不习法度为由给婉拒了。事实上，这时候的新法已经在全国全面铺开，但此时的郑侠却已经不再是之前的那个对王安石顶礼膜拜的的好学生了。简而言之，他对新法的很多内容都很有成见，而且他也直接当面对王安石表明了自己对新法的态度。
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 于是郑侠就被暂时派去安上门守城门。即使如此，王安石与他也没有就此交恶，而且王安石还试图通过自己的儿子王雱与郑侠来往以使其了解新法的要旨和用意，他期待着郑侠某天能够成为他的左膀右臂，但这一切最后都证明是徒劳。郑侠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他几次拒绝了王安石为他安排的新官职。总之，他与新法无法共存，他宁愿守城门也不愿意为新法出力。
就这样，时间来到了公元1074年3月。此时因为大旱的原因，京城外面已经聚集了许多逃难至此的流民，郑侠作为安上门的城门吏更是亲眼目睹了流民的种种惨状。也不知道他的脑子回路到底是长什么样的，这本是因为旱灾而导致的灾荒在他这里却另有说法，他不认为这是天灾，而是人祸。他认为当下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惨景都是因为王安石及其新法所导致的，这是上天在发怒，而解决之道便是将王安石和新法都给罢免了，如此才能平息老天爷的怒火，然后才有可能让这场灾情结束。
说到这里请允许我感慨一番。由于后来保守派在政治上成功复辟，更由于后来宋朝的那位伟大的中兴之主宋高宗将北宋灭亡的原因归咎于王安石的变法，这就导致后世近千年以来王安石及其新法都一直争议不断，而保守派的徒子徒孙也是一直都在攻击王安石本人和新法，直到现在也是如此。
商鞅和张居正为何就没有这种“待遇”呢？其实原因也很简单，试想一下如果神宗能够多活个十几年，如果哲宗也能活个五十来岁，那么保守派能有机会在政治上成功复辟吗？宋朝的官方又会如何给王安石和新法盖棺定论呢？后世又会在王安石及其新法身上产生如此两极分化的定论吗？我想这些答案都是否定的，还是那句话，在总的历史格局上保守派才是最后的赢家，他们掌握了历史的话语权，历史怎么写都由他们说了算，最直接的证据就是《神宗实录》被反复修改直到保守派及其徒子徒孙完全满意为止。这就是掌握历史话语权的重要性，因为它代表着官方和权威。完全可以想象的是，如果最终掌握历史话语权的是变法派，那么诸如司马光之辈在历史上的名声和地位可能就会与我们如今所看到的完全相反。
我在这里突然大发感慨的原因何在？就是因为这个郑侠！
按理说王安石对他可谓是有大恩吧？可他对王安石的行为算不算得上是在欺师灭祖离经叛道呢？这是不是应该被声讨和谴责呢？可是，在史官的笔下郑侠却是被称颂的，他的行为非但不是什么欺师灭祖，反而是“不以私情而废大义”，反而是正人君子的楷模。多余的话在这里就不说了，依然如前所言，历史都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历史也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失败者注定要被贬抑，甚至被黑得体无完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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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里没有要声讨郑侠的意思。站在他的立场和角度上来说，新法确实很不合理，而面对眼前遍地灾民的景象他也是真的很痛心。再者说，郑侠没有对王安石“愚忠”也是很可贵的，他这种风骨可称正直，因为他是真的做到了“不以私情而废大义”。况且，郑侠也的确是保持和坚守了自己独立的人格和思想，他反对王安石和新法并不是因为他自身的利益受到了损害，而是他觉得这个新法确实造成了民间的种种“不便”，这一点他同保守派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总而言之，郑侠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他之所以反对新法纯属个人的政见和理念。但是，我个人为什么会对他有“偏见”呢？因为他没有就事论事，他看见灾民觉得很难受，但他把这一切的责任归咎于新法就显得很是偏执乃至是丧心病狂。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知道这灾民和灾情是因何而起，是旱灾，这是天灾，不是人祸。我相信郑侠也知道这是天灾，可他却义正辞严地将其归于人祸。对此，我只想说八个字——其心可诛！其行可鄙！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郑侠到底都做了和说了什么。
带着一片炽热的忧国忧民之心，郑侠给神宗写了一道奏疏，顺带着还给神宗献上了一幅他的画作。在这份奏疏里，郑侠先是对大旱以来的各个受灾地区的灾情进行了一番描述（一直都待在京城的他显然并没有去过灾区，这一切都是他的道听途说和主观层面的想象），然后他请赵顼加大赈灾的力度并将新法当中所有不合理的政策都予以废除，如此方可“下召和气，上应天心，延万姓垂死之命”。接下来，郑侠像那个疯狂的唐垧一样将朝中所有的言官以及宰辅大臣都给一锅端了，他说这些人都是贪猥近利之徒，他们明知道天下灾情汹汹却不敢言事。他质问赵顼，国家养着这帮废物到底有何用？
在这份奏疏的最后，郑侠解释了自己为什么会在奏疏里附带一幅“流民图”。他说既然没人敢把真实的灾情上报给赵顼，所以他就替这些人代劳了，他希望赵顼通过他的这些画能够在一起直观地看到老百姓现在过得有多苦。收笔之处，郑侠放了句狠话：“ 如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自今起十日不雨，乞斩臣于宣德门外，以正欺君慢天之罪。如少有所济，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
简单说，郑侠希望赵顼能够罢免新法以答天谴，如果可以的话，顺便也把朝中的那群废物也给一起罢免了。如果赵顼按照他说的办，倘若上天还不下雨就可以砍他的脑袋。
郑侠这样做可以说是在死谏了，但这道奏疏其实谈不上有多狠，他最狠的绝招就在于他画的那些图。在这位大画家的笔下，灾民们的各种惨象都跃然于纸上： 诸如瘦骨嶙峋、诸如衣不蔽体、诸如老少无依、诸如伏地悲戚、诸如卖儿卖女卖老婆。总之，郑侠想传递给神宗的信息就是在这看似天下太平的京城之外尽是一片人间地狱的惨象。
写完奏疏并附上画作之后，郑侠兴冲冲地去投递他的同城快递。但是，让郑侠感觉很悲催的是，皇宫的阁门吏拒收他的奏疏。因为他的级别不够，所以他没有资格直接向皇帝上奏疏，按照流程他只能将这份奏疏通过官方渠道予以投递，也就是先送到中书省交由宰相们过目，然后才有可能被皇帝看到。可是，郑侠觉得即便王安看到了这些也不会对他予以理睬，为此他决定不按套路出牌：他带着奏疏出了城，然后跑到驿站说他这是加急密奏需要通过快马火速送达银台司直接转由皇帝陛下亲启御览。
如郑侠所愿，赵顼在这天晚上看到了他的这份奏疏，也如他所愿，他的奏疏没有对赵顼产生多大的触动，可他的那幅流民图却起到了远超他预料的作用。赵顼在看完这些图之后顿时就黯然泪下，他反复观看直到他感觉自己无法呼吸，赵顼最后是一边是抹眼泪一边回到了自己的寝宫。
作为一个胸怀远大志向的帝王，更作为一个爱民如子的天子，赵顼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子民竟活得这般凄惨。他就此成功地掉进了郑侠为他挖好的大坑里，他也觉得这一切都是新法的罪过，这些年里有无数的大臣都在他的耳边控诉新法在乱国害民，如今当“真相”摆在他的面前之时他竟然也在瞬间就认同了这种说法。是新法导致了这种惨象——赵顼就此走进了一个死胡同，他的理智荡然无存，他全然忽视了导致这场灾害的罪魁祸首——天旱。他是皇帝，更是一个责任感爆棚的皇帝，回首这几年的所作所为再结合如今的灾情，赵顼开始了自责和悔恨，更是开始质疑新法。
这一夜，泪眼婆娑的赵顼整夜无眠！
这里请允许我说一句：一个人如果责任感太强绝对不是什么好事，所谓物极必反，哪怕是诸如善良和正直这种可贵的品德如果做得太过头都会酿成悲剧。具体而言，赵顼的这种强烈的责任感一旦在遭遇人生困境和挫折的时候就会为他带来大祸——自我否定、进退不前、自我折磨。赵顼这一生只活了三十七年，这与他无法正确应对压力以及他习惯于在逆境中自我折磨有很大的关系。很显然，他没有继承他的先祖赵光义在这方面的优秀基因，经历过高粱河之败以及雍熙北伐这种超级惨败的赵光义在承受失败和面对压力这方面就显得比赵顼出色很多。我们甚至完全可以这样说，如果不是因为箭伤，那么赵光义本来还可以再蹦跶很多年。
第二天（公元1074年4月5日），心绪难平的赵顼没有跟任何宰辅大臣商量就下达了一系列让人震惊的诏令：在京城罢停免行法；三司即刻派人纠察市易司和司农寺在赈灾放粮上的失职行为；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彻查王韶在熙河用兵期间的一切军费用度；各路转运使立即上报当地的的具体灾情；青苗法和免役法暂停实施；保甲法和方田均税法立马废除。
郑侠在奏疏里说如果按他说的办却又十日之内不下雨，那么他请斩头颅。诡异的是，在史书的记载里，就在这一天开封城真的就下雨了。诚然，这雨不大，更是对缓解旱情毫无用处，但这场雨对本就迷信的赵顼而言就显得太过“惊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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