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某，名佚，其生平核心记载见于《蜀中广记》所引唐代《陵州图经》刺史题名，为唐宣宗大中年间（847年-860年）陵州刺史，是剑南道资源型州郡的重要长官，以地方治理与盐政管理为核心职责，在唐末蜀地治理中留下了清晰印记。
陵州作为唐代剑南道东川辖下的重要州郡，治所在今四川仁寿，辖仁寿、贵平、籍县、始建、井研五县，因盛产井盐成为战略资源重地 。据史料记载，陵州仅盐井一所，每年课盐折钱即达二千六十一贯，占蜀地十州盐课总额的四分之一以上，盐政收入成为地方财政的核心支柱。作为此地刺史，徐某不仅肩负传统州郡长官的行政、治安、司法等职责，更兼任盐政管理之责，需统筹盐井开采、盐课征收、盐运监管等事务，其职位相当于“地方行政长官兼盐务专员”，权力与责任并重。
唐代刺史制度已发展成熟，职权涵盖地方行政、军事防务、官员监察、公共工程等多重领域，徐某在任期间，需全面落实中央政令，维护地方秩序。针对陵州“盐为民生之本”的特点，他首要职责是保障盐井生产稳定——唐代陵州盐井采用官营与征税交替的管理模式，大中年间仍以官营民屯为主，每屯配丁五十人，徐某需协调屯丁调度、生产工具配置，确保盐产供应充足。同时，盐课征收是其核心政务之一，需严格按照朝廷定额完成征收任务，既要保障国家财政收入，又要兼顾盐户生计，避免苛政引发民怨。
除盐政外，徐某还需处理州郡日常行政事务。陵州地处成都平原南部，与眉州、资州接壤，是剑南道东川与西川的交通节点，徐某需维护境内交通要道畅通，保障商旅往来与物资转运，尤其要确保盐运通道安全，避免盐货被盗或私贩。在治安方面，需防范境内盗匪与夷獠部族冲突，唐代陵州周边杂居獠人等部族，部分部族保留独特习俗，徐某需采取安抚与管控并重的策略，协调民族关系，维护地方稳定。此外，作为地方最高长官，他还需主持水利修缮、赋税征管、官员考核等事务，推动地方民生与社会发展。
从时代背景来看，大中年间是唐王朝相对稳定的时期，剑南道虽远离中原战乱，但藩镇割据的隐患已逐步显现，蜀地作为王朝财赋重地，其治理成效直接影响全国政局。徐某任职期间，正是陵州盐政制度趋于稳定的阶段，他遵循“官营管控、定额征税”的盐政原则，延续了长安二年（702年）恢复的征税制传统，既保障了中央财政收入，又维持了地方盐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其治理风格虽无直接史料详述，但结合唐代刺史“既需忠于职守，又需因地制宜”的任职要求，可推知其行事注重务实，兼顾中央政令与地方实际。
关于徐某的籍贯、家世及卸任后的去向，史料未予记载，仅能通过其任职轨迹勾勒轮廓。《陵州图经》作为唐代地方方志，其刺史题名具有极高的史料可信度，明确将其列入大中年间任职序列，印证了其官方身份的真实性。唐代剑南道刺史多由朝廷直接任命，多为科举出身或有地方治理经验的官员，徐某能出任陵州这一资源型州郡的长官，可见其具备丰富的行政能力与朝廷的信任。
徐某的任职经历，是唐代地方治理体系的缩影——在资源型州郡，刺史需将专项资源管理与综合行政治理相结合，既保障国家战略资源供应，又维护地方社会稳定。他虽名佚，但其履职行为直接关系到唐末蜀地的经济稳定与民生安宁，其管理的盐政收入不仅支撑地方运转，更成为唐王朝应对内忧外患的财政保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