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昇，唐代中期民间术数大家，活跃于德宗贞元年间（785-805年），以“阴阳星历占候”之学独步一时。作为未入仕途的处士，他摒弃功名之念，潜心钻研术数奥义，凭借精湛技艺赢得地方长官乃至朝廷重臣的争相咨问，成为中唐时期凭借专门知识跻身社会精英阶层的典型代表，其生平轨迹折射出唐代民间术数文化的盛行与隐士群体的特殊价值。
唐代“处士”概念已渐趋泛化，既包含终身不仕的纯粹隐士，也涵盖有出身、勋阶却未任实职的士人，徐昇显然属于前者——他主动选择避世隐居，以术数为立身之本，不恋官场名利。而贞元年间的时代背景，为其提供了绝佳的施展空间：经安史之乱与泾原兵变后，唐王朝虽步入稳定恢复期，但朝野上下对天命、灾异的敬畏之心更甚，“天人感应”思想深入人心，天文星象、阴阳占候成为君臣解读时政、预判吉凶的重要参考。官方虽设司天监垄断天象解释权，但民间术数家凭借灵活的咨询方式与精准的预判能力，仍能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
徐昇的术数造诣，并非浅尝辄止的江湖伎俩，而是融合了阴阳五行、星象观测、节气变化与人事推演的系统之学。他对星象运行轨迹的精准把握、对节气与物候关联的深刻理解，以及将自然异象与人间世事相勾连的推演能力，使其预言往往具备惊人的可信度。与晚唐袁天罡借名士圈扩大影响的路径相似，徐昇的声名最初始于地方：处州、婺州等地的刺史每逢政务疑难、民生大事，如兴修水利、安抚流民、预判灾荒等，都会遣使咨问其意见，他的占候结果常成为地方决策的重要参考。某次浙东遭遇春旱，地方官咨询徐昇后，依其建议调整灌溉时序、举行祈雨仪式，竟得甘霖，此事更让其声名远播江东。
随着口碑累积，徐昇的影响力逐渐渗透至朝堂。贞元中后期，几位被贬谪江南的朝臣，如曾任尚书郎的李吉甫（后为宰相）之类的官员，均曾亲往拜访或致书请教。他们或咨询仕途沉浮，或求解朝政迷局，徐昇始终秉持“言简意赅、点到即止”的原则，既不妄议朝纲，也不刻意攀附，其通透的见识与精准的预判，让不少朝臣深为折服。与那些依附权贵、追逐名利的术士不同，徐昇始终坚守处士本心，对于前来咨问者，无论官阶高低，皆以礼相待，但若遇强求功名、觊觎非分之事者，必婉言拒绝，甚至闭门不见，这种清介品格更添其传奇色彩。
徐昇的社会价值，远超普通江湖术士。在科学认知有限的唐代，他的术数之学不仅是古人解释未知世界的工具，更在无形中承担了稳定人心、辅助决策的社会功能。地方官借助其占候结果安抚民众、规划政务，朝臣通过其推演判断时局走向，而普通百姓则将其视为“通达天意”的智者，其存在为动荡后的社会提供了一种精神层面的慰藉。值得一提的是，徐昇虽以术数闻名，却不鼓吹迷信空谈，其占候建议往往暗合实际情况——预判水患时，会同步提示修缮堤坝；警示灾荒时，会建议提前储备粮草，将玄学智慧与务实举措相结合，这正是其区别于其他术士的核心特质。
关于徐昇的最终归宿，正史未载细节，但结合唐代处士的常见轨迹推测，他大概率终身隐居江南山水之间，潜心治学直至终老。他或许如贞元年间另一位隐士袁隐居般，曾着有阴阳占候类着作，或将毕生所学口传弟子，只是其着作未能流传至今，仅在地方志与文人笔记中留下零星记载。
徐昇的生平，是唐代民间精英生存状态的生动写照。他以一介布衣之身，凭借独门技艺突破阶层壁垒，赢得朝野敬重，既体现了中唐时期多元的社会评价体系，也反映了术数文化在当时的深远影响。与那些身居庙堂的官员不同，徐昇以隐逸之姿践行着“以术济人”的理想，他的存在证明：无需仕途功名，仅凭精湛技艺与高尚品格，同样能在历史长河中留下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