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安期，生卒年不详，初唐至武周时期着名文学侍从之臣，出身名门，为隋末唐初名臣徐百药之子，自幼承家学、禀赋过人，以文辞见长，活跃于武则天执政年间的宫廷文坛。作为常伴帝王左右的文学近臣，他频繁随驾巡幸、奉和应制，其创作既契合武周宫廷的文学风尚，又以精工诗笔彰显个人才情，成为见证武周宫廷文学特质的关键人物，虽作品多已散佚，残存篇章仍足以印证其当时的文坛影响力。
徐安期的文学侍从生涯，植根于深厚的家学渊源与早年的才华积淀。据载，他七岁便能属文，聪慧善辩，少年时便展现出过人的文学天赋。其父徐百药为唐初着名学者、诗人，曾预修《晋书》，文风沉郁典雅，徐安期自幼耳濡目染，不仅承袭了父辈的文学素养，更养成了契合宫廷语境的文风特质。成年后，他通过制举入仕，凭借扎实的文辞功底逐步崭露头角，恰逢武则天大力提拔寒门文士、倡导宫廷文学创作的时代契机，得以跻身文学侍从之列，常伴君侧参与各类宫廷文事活动。
作为武周时期核心的文学侍从，徐安期的核心职责是随驾巡幸、奉和应制，以诗笔颂圣纪盛、点缀太平。武则天在位期间，频繁巡幸洛阳、温泉宫等地，每有宴集、祭祀、出巡等活动，必诏文学近臣赋诗应和，形成“君臣唱和、诗什繁兴”的宫廷文学氛围。徐安期以其敏捷才思和工整诗风深得赏识，凡御驾所至，皆有诗作献上，其《从驾温泉宫》一诗，以“神女调温液，年年待圣人”呼应巡幸主题，既颂赞帝王恩威，又描绘宫廷仪仗之盛，贴合应制诗“雅正颂圣”的核心要求。此类作品虽以歌功颂德为旨，却在格律、意境上颇具匠心，成为武周宫廷文学的典型范本。
在文学创作上，徐安期的作品既遵循武周宫廷文学的规范，又暗藏个人风格，对初唐诗歌格律的成熟有所助力。武周时期的宫廷文学，上承上官仪“绮错婉媚”的“上官体”，下启沈佺期、宋之问的律诗定型，注重对仗工整、声律协调。徐安期的残存诗作中，《书殿赐宴应制》以“玉阶鸣溜水，清阁引归烟”的工稳对仗，展现出对“六对”“八对”规则的娴熟运用；《奉和喜雪应制》则以“两宫斋祭近，登临雨雪纷”起笔，兼顾场景描绘与颂圣主旨，平仄协调、意境浑成，体现了初唐律诗走向成熟的过渡特征。其诗作虽多为应制题材，却避免了齐梁宫体诗的浮艳空疏，在颂圣之余融入自然意象，形成“典雅而不滞涩，工丽而有生气”的风格，受到时人推崇。
除应制唱和外，徐安期还深度参与武周时期的宫廷文化工程，成为联结帝王与文坛的重要纽带。圣历年间（698—700），他与沈佺期等文士一同奉敕于东观参与修书，凭借扎实的文献功底与文字能力，在典籍整理、文诰润色中发挥重要作用。武则天重视文化建设以巩固统治，常命文学侍从草拟诏诰、修订典籍，徐安期因其文辞严谨、才思敏捷，多次承担此类要务，其工作不仅是文学创作，更兼具政治辅助功能，成为帝王文化政策的践行者。同时，他与当时的宫廷文士交游密切，形成文学群体效应，共同推动武周宫廷文学氛围的兴盛，其影响力远超个人创作本身。
徐安期的文学侍从生涯，既是个人才华的展现，也是武周宫廷文学生态的缩影。武则天时期，宫廷文学不再是单纯的娱乐点缀，而是成为帝王彰显文治、笼络文士的重要手段，文学侍从的地位随之提升。徐安期深谙宫廷文学的创作范式，既满足了帝王“颂德纪功”的政治需求，又在艺术上追求精进，其作品成为了解武周宫廷文学“政治性与艺术性兼顾”特质的重要物证。虽其大部分作品已散佚，仅十一首诗作存于《全唐诗》等典籍中，但从史书记载的“当时文坛具有影响力”来看，他在武周文学史上的枢纽作用不容忽视。
从初唐到盛唐的文学转型中，徐安期作为武周时期的核心文学侍从，上承初唐宫廷文学的雅正传统，下启盛唐诗歌的开阔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