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因斯坦从斯德哥尔摩回来后，一个意料之中的消息传来了。
说意料之中，是因为自从《自然·医学》和《医学》的两篇论文发表后，曼因斯坦的邮箱就被来自世界各地的脊髓损伤患者的邮件塞满了。杨平的邮箱也一样。唐顺专门雇了两个实习生，每天的工作就是读这些邮件、分类、存档。两个月下来，整理的邮件超过三千封，来自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杨教授，”唐顺有一次拿着统计报告走进办公室，“您知道最多的是哪里的患者吗？”
“中国？”
“不是，是美国。”
杨平抬起头，有些意外。
“美国患者占了将近四分之一。然后是德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中国排在第六。”唐顺翻了一页报告，“而且美国患者的邮件普遍写得最长，有些人把自己的病历翻译成了英文，附上了所有影像学资料，还有人直接把dNA检测报告发过来了。”
杨平接过报告，扫了一眼，放在桌上。
“曼因斯坦知道这些数据吗？”
“知道，他说‘让患者再等等，我们不能给虚假的希望’。”
杨平点了点头。曼因斯坦说得对。论文发表只是证明了方法在猴子身上有效，从猴子到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伦理审批、安全性验证、剂量摸索、适应症选择，每一步都需要时间，每一步都有失败的可能。现在给患者任何承诺，都是不负责任的。
但患者不会等，每天都有患者家属来研究所门口打听消息。有些人从很远的地方坐火车过来，在门口站很久，只是想知道“那个能让瘫痪病人重新站起来的实验，什么时候开始”。唐顺有一次出去买午饭，看到一个中年妇女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个馒头。她在那里站了三个小时，不吃不喝，也不走。唐顺走过去问她找谁，她说：“我不找谁，我就想看看。我儿子伤了八年了，我想问问那个能让猴子站起来的技术。”
唐顺不知道该说什么，沉默了很久，走到那个中年妇女面前。
“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吗？”
中年妇女愣了一下，然后眼泪就下来了。
“这位教授，我不是来捣乱的。我就是……我就是想来看看。我儿子伤了八年了，他才二十六岁。我在新闻上看到你们的实验，那只猴子站起来了。我就在想，我儿子是不是也有希望了？”
唐顺看着她，看了很久。
“我不能给你希望，也不能夺走你的希望。我只能告诉你我们在努力。曼因斯坦教授和他的团队，每天都在实验室里工作十几个小时。不是为了别的，是为了让像你儿子一样的人，有一天能站起来。我不知道那一天什么时候来，但它一定会来。”
中年妇女擦了擦眼泪，笑起来。
下午，杨平正在办公室里翻看唐顺整理的患者邮件摘要，唐顺又敲门进来了，表情有些不一样。
“杨教授，有一封邮件，您可能需要亲自看一下。”
“又是患者？”
“是！但这封不太一样。”唐顺把打印出来的邮件放在杨平桌上，“您看看就知道了。”
发件人叫陈建国，四十二岁，脊髓损伤十一年。杨平读了一会放下杯子，读完后站起来。
陈建国是南都省的一位刑警。十一年前，他在追捕一名持枪歹徒时，被嫌疑人驾车撞击，从一座在建高架的桥面上摔了下去。歹徒当场死亡，陈建国被送往医院，胸椎第五节粉碎性骨折，从胸部以下完全瘫痪。那一年他三十一岁，从警九年，立过两次三等功，一次二等功。
做完手术后，他在康复医院住了两年。两年的康复训练没有任何效果，他的双腿依然没有知觉，大小便完全失禁，连从床上坐起来都需要人帮忙。医生告诉他：“你可能永远站不起来了。”他没有哭。他问医生：“我还能回去工作吗？”医生摇了摇头。他沉默了很久，然后说：“那我还能做什么？”医生说：“活着！”
他选择了活着，不是那种勉强维持呼吸的活着，是那种认真的、有尊严的、不给别人添麻烦的活着。他学会了用轮椅，学会了从床上挪到轮椅上再从轮椅挪回床上。
受伤那年，他们刚结婚两年，孩子才一岁。很多人都劝他妻子离婚——“你还年轻，不能一辈子耗在一个废人身上。”她说：“他不是废人，他是警察，他为了保护别人受的伤，如果我离开他，那我还算什么人？”
十一年来，她白天上班，晚上回家照顾他。给他翻身、擦洗、按摩、导尿。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陈建国有时候会跟她说：“你走吧，我不怪你。”她说：“你再说这种话，我就把你从床上扔下去。”陈建国就不说了。
他们的孩子今年十二岁了，上初中一年级。孩子很懂事，从小就帮妈妈照顾爸爸。放学回家第一件事是问“爸爸今天怎么样”，第二件事是做作业。陈建国说，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不是站不起来，是没有带孩子出去玩。孩子出生的时候，他在ICU里，身上插满了管子，连头都转不了。后来孩子会走路了，会叫爸爸了，他只能坐在轮椅上看着。
邮件的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
“杨教授，我知道申请做志愿者的人很多，我不比任何人特殊。但我还是想把自己的故事告诉您，不是因为我更可怜，是因为我想让您知道，如果有一天我能站起来，我想做的第一件事，带我的妻子和孩子出去走走看看……”
杨平读完这封邮件，把打印件放在桌上，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看了很久。
然后他站起来，拿着那封邮件，走到动物实验部。
曼因斯坦在动物房里，正在记录m7的行为数据。m7今天状态不错，已经连续走了二十五步，创下了新的纪录。弗里茨在旁边站着，手里拿着记录本，嘴角带着一丝几乎看不见的微笑。
“曼因斯坦！”杨平站在门口。
曼因斯坦转过头，看到杨平手里的纸，放下了记录板。
“有一封邮件，你应该看看。”
曼因斯坦接过去，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读完之后，他把邮件放在桌上，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
“教授，这个人，我要见。”
“三千多封邮件，为什么是他？”
曼因斯坦看着杨平，沉默片刻。
“因为他是警察，他为了保护别人受的伤，他妻子十一年没有离开他。这种人，如果社会不能给他一个机会，那这个社会就太冷了。”
杨平点了点头。
“不是我给他机会，是你，这是你的实验，志愿者由你决定。”
曼因斯坦摇了摇头。
“教授，你说错了，不是‘我的实验’，是‘我们的实验’，理论是你的，实验是我做的，但这个方向是你打开的，志愿者的事，我们一起定。”
“那就定他。”杨平说，“不仅仅他的故事感人，是因为他的身体状况，伤龄十一年，T5完全性损伤，没有严重合并症，一般状况良好。从医学角度，他符合入组标准。”
曼因斯坦看着杨平，慢慢地笑了。
“教授，你总是这样，别人动感情的时候，你讲道理。”
“道理讲完了，再动感情也不迟。”
“不过我实诚地说，他值得这样。”
第二天，实验团队联系上了陈建国。
电话是一个中国博士打的，但曼因斯坦坐在旁边，全程听着。陈建国的声音透过免提传出来，带着南方人特有的温和语调。
“陈先生，我是曼因斯坦教授团队的联络员。关于人体试验志愿者的初步评估，我们想邀请您来研究所做一次全面检查。”
“真的？”对方的语气十分兴奋。
“真的。”
“什么时候？”
“下周，具体时间我们会再通知您，来程的交通费和住宿费由我们承担。”
沉默一会后，电话那头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很小，但很清晰：“建国，怎么了？”陈建国说：“曼因斯坦教授的团队，让我去做检查。”女人说：“我陪你去。”
陈建国的声音有些发颤：“我可以带一个人吗？”
“当然可以，是您夫人吗？”
“是！”
“欢迎！”
“谢谢！谢谢你们。”
电话挂断了。
陈建国来的那天，南都下了一场小雨。
唐顺去火车站接的人。曼因斯坦本来想去，杨平说：“你在实验室等。接站的场面太正式了，会给他压力。”曼因斯坦想了想，觉得有道理，就留在了实验室。
唐顺在出站口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陈建国”。人群里，一个女人推着轮椅从无障碍通道出来了。女人四十岁左右，短发，穿着朴素，表情平静。轮椅上坐着一个男人，皮肤很白，那是长期不见阳光的白。
唐顺走过去，蹲下来，和轮椅上的人平视。
“陈先生？我是唐顺，曼因斯坦派我来接您。”
陈建国伸出手，和唐顺握了握。他的手很有力，完全不像一个坐了十一年轮椅的人。
“麻烦你了。”他说。
“不麻烦，这是您夫人吧？”
女人笑了一下：“是，我姓李。”
唐顺推着轮椅往外走。李姐跟在旁边，手里拎着一个大包。唐顺要帮她拎，她说不用，不重。但那个包看起来至少十几斤。
车上，陈建国看着窗外的城市风景，没有说话。李姐坐在他旁边，时不时帮他整理一下腿上的毯子。动作很自然，很轻，像做了无数遍一样自然。
唐顺从后视镜里看着这一幕，心里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情绪。这两个人，在一起至少十三年了，经历了他无法想象的一切，坐在这里，安安静静的，像两块被水磨了无数遍的石头，光滑、温润、不扎人。
研究所门口，曼因斯坦站在那里。
他没有打伞，雨水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顺着额头流下来。他就那么站着，像一棵老树，根扎在地里，一动不动。
唐顺的车停下来，曼因斯坦走过去，拉开后车门。
陈建国抬起头，看着这个陌生的外国老人。李姐在旁边，先开了口：“您是曼因斯坦教授？”
“我是！”曼因斯坦用很清楚的中文说，“欢迎你们！”
陈建国伸出手，曼因斯坦握住，没有松开。
“陈先生，在你决定是否参加我们的研究之前，我想先告诉你三件事。”
陈建国看着他。
“第一，这个研究在人类身上从来没有做过。我不知道会不会成功，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严重的副作用。我不能给你任何承诺。”
陈建国点了点头。
“第二，即使成功，你也不可能恢复到受伤之前的状态。你可能能站起来，可能能走几步，但跑、跳、爬楼梯……这些可能永远做不到，你要想清楚。”
陈建国又点了点头。
“第三，”曼因斯坦的声音低了一些，“如果你决定参加，你会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病人之一，不是因为你是第一个，是因为你值得。”
雨还在下，三个人站在研究所的大厅里，李姐站在陈建国的轮椅后面，双手扶着轮椅的把手。
陈建国说：“曼因斯坦教授，您说的这三件事，我都想过了。我坐了十一年轮椅，每天都在想，如果有一天有机会，我愿不愿意赌一把，我的答案从来都没变过。”
他停了一下，抬起头。
“我愿意！”
李姐没有说话，只是用鼓励的眼神看着丈夫。
“走吧，我们要先做一些检查。”
进了研究所，曼因斯坦带着陈建国夫妇参观了实验室和动物实验部。陈建国第一次看到m7的时候，轮椅停在笼子前面，看了很久。m7也看着他，歪着头，眼睛里带着那种杨平熟悉的神情，不是恐惧，不是期待，是一种安静的、从容的好奇。
“它就是m7？”陈建国问。
“是的。”曼因斯坦说。
陈建国伸出手，隔着笼子，轻轻地碰了碰m7的手指。m7没有躲开，反而握住了他的手指，摇了摇。
“m7，谢谢你。”他说，“谢谢你替我们这些站不起来的人，先站起来了。”